陈少英 华东政法大学 教授



关键词: 滥用公司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格否认/反避税
内容提要: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司数目不断增多，公司形式日益复杂，公司及其股东利用公司法人格进行税收规避的行为日趋严重，其手段更加多样化并具有隐蔽性，损害了国家的税收利益，给社会经济造成不良后果。本文通过对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股权进而避税的两个案例的实证分析，指出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税法中实际上已有规定并运用于实践。为有效地衔接公司法和税法的相关规定，有必要对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反避税中的适用作进一步探讨，以期更好地规制企业的避税行为，并使其承担起社会责任。


公司法人格否认是指为阻止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之目标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1]我国2005年修订《公司法》，在公司法中正式确立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如今，该制度不仅在民商法和民事诉讼法中得以运用，而且在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公共政策领域也得到运用。笔者通过近年在我国发生的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股权的避税案例，探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反避税中的规定和适用问题。

一、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股权的避税案例引发的思考

近年来，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税问题引起国家税务部门的重视，并陆续颁布相关规定予以规范。目前已有税务部门最终裁定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转让其在中国投资所取得的转让所得，需要在中国缴纳预提所得税的案例。其中，重庆渝中国税否定新加坡中间控股公司案和江苏江都国税取得迄今为止最大单笔非居民间接转让股权税款案具有典型意义。

（一）重庆渝中国税否定新加坡中间控股公司案[2]

2008年5月，渝中国税通过合同登记备案发现重庆A公司与新加坡B公司签署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根据该协议，新加坡B公司将其在新加坡设立的全资控股C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重庆A公司，转让价格为人民币6338万元，股权转让收益900多万元。渝中国税在进一步调查后核实，目标公司C公司实收资本仅为100新加坡元，该公司持有重庆D公司31.6%的股权，除此之外没有从事其他任何经营活动。因此，新加坡B公司转让C公司股权的实质是转让重庆D公司31.6%的股权。具体交易如下图所示：



（二）江苏江都国税征收非居民间接转让股权税款案[3]

2010年6月，江苏省江都市国税局对迄今为止国内最大一笔境外非居民间接转让国内企业股权所得征税入库，入库税额高达1.73亿元人民币。本案中，境内企业扬州诚德钢管有限公司（简称“A公司”）是江都市由江苏诚德钢管股份有限公司和美国凯雷投资集团（简称“凯雷集团”）合资成立的公司。其中，凯雷集团所属C公司通过香港的全资子公司（简称“B公司”）占有A公司49%股权。2010年1月，C公司在我国境外向美国Precision Castparts Corp.（PCC）公司旗下的全资子公司司普斯亚洲有限公司（简称“D公司”）整体转让B公司，并取得巨额利得。该案交易前后，江都国税局就相关事实进行了深入调查，并与C公司进行艰难谈判，认定B公司属于“无雇员、无其它资产和负债、无其它投资、无其它经营业务”的“特殊目的公司”。最终，C公司同意按本次股权转让所得缴纳非居民企业所得税；5月18日，C公司美国总部缴付254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73亿元）税款到账。具体交易如下图所示：



（三）两案例是“刺破公司面纱”的反避税尝试

利用公司独立实体，实现公司股东规避法定纳税义务的目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绝非少见。特别是一些跨国企业集团，在避税地设立各种名目的基地公司，将公司独立人格用于减少税负之目的，公司法人格否认在这一领域就可以大显身手，以揭开只为避税目的而存在的公司面纱，令纳税人履行必要的纳税义务。对此，各国政府都采取积极措施，通过受控外国公司税制，防止投资者利用公司形式而不履行一个独立实体的纳税义务。例如，加拿大一钢铁制造商在巴哈马设立一附属子公司，然后将母公司以前直接进口的钢材改由子公司去购买，再卖给母公司。这样，母公司将它的部分利润留在避税地巴哈马的子公司中，根据税法的规定，母公司可随时将这些利润调回加拿大。法院即否认公司法人格，裁决对母公司的这些利润征收所得税。[4]又如，某英国公司拥有三个在肯尼亚注册的公司，尽管公司章程确认各个公司的董事会均应在肯尼亚召开，但事实上三个公司均由其英国公司控制、管理；法院认为，在肯尼亚注册实为一个骗局，三个公司的住所地均应为英国，并应在英国纳税。[5]在我国已有资料显示：一些跨国公司在避税地设立各种名目的基地公司，每年避税达300亿元人民币以上。[6]2007年颁布的《企业所得税法》专章设立了与国际接轨的反避税制度，其中第41条至46条明确对转让定价避税、避税地避税、资本弱化避税等作了禁止性规定。该法第47条作为兜底性条款弥补了列举式规定不能穷尽所有避税方式的缺陷。上述两个案例正是我国税务机关对非居民企业滥用公司组织形式规避股权转让所得税而启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进行反避税的尝试。与受控外国公司税制不同，这里不仅仅是揭开公司面纱，令其履行纳税义务，更是刺破或穿透公司面纱，令控制公司承担纳税义务。

二、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彰显于我国反避税的税收立法

公司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公司享有独立人格，公司股东对于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公司独立人格制度有利于集中资本、扩大投资并减少投资者的风险，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美国学者巴特尔（Butter）指出：“有限责任公司是当代最伟大的发明，其产生的意义甚至超过了蒸汽机和电的发明。”[7]但公司独立人格制度最重要一点在于它割断了公司股东与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天然联系，在股东直接支配公司资产，并滥用公司的控制权，侵害债权人和社会公众利益时，被侵害者由于只同公司存在法律关系，不能向公司背后的股东主张权利。这就为股东特别是控制股东谋求法外利益创造了机会，使其成为股东规避法律责任的工具。

如前述案例中，根据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第3条第3款规定，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第37条规定，对于非居民企业取得上述所得应缴纳的所得税，实行源泉扣缴，以支付人为扣缴义务人；税款由扣缴义务人在每次支付或者到期应支付时，从支付或者到期应支付的款项中扣缴。然而，外国投资者（非居民企业）在向中国境内投资时，出于避税目的，通常在境外成立特殊目的公司作为中间控股公司。对此，《企业所得税法》第47条规定，企业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那么何谓“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20条的解释，是指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从各国法律来看，似乎并未对何谓“合理商业目的”标准做出一个统一的定义。英国在判例中曾经试图对“商业目的”标准做出定义：在IRC v.Brebner一案[8]中，法官认为“商业目的并不必然与财务有关，比如，为了防止被接管也是一个正当的商业目的。应当将可能量化的税收利益与商业利益进行比较衡量，看孰轻孰重。”在IRC v.Plummer一案中，法官认为“主要目的必须是真实的商业目的，而不是为获取税收利益。”在Philip Brothers Chemicals Inc.v.Commissioner一案[9]中，法院认为案件中的离岸空壳公司并没有证据证明其进行了任何实质上的商业活动，也没有获得任何收益，并引用了大法官LearnedHand在另一个案件中的判决，认为一个公司必须从事除了避税以外的工业、商业或其他活动，才能将该公司排除在避税目的范围之外。换言之，“公司”一词应指那些进行了正常意义上的“商业”行为的公司，并且逃避税收并不能被认为是正常意义上的“商业”行为。因此，法院认为，该离岸空壳公司的设立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而向纳税人补征100%的税款。

首先对“合理商业目的”予以界定的国家也是英国。在Ramsay一案[10]中确立了界定“合理商业目的”的拉姆齐规则。在该案中，法官认为法院可以根据整个安排去判断可能产生税收上后果的任何一项交易的法律本质，而不局限于依据该避税安排中每个单个的交易来判断真伪。假如这项避税安排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而并非一个个独立的交易行为，而且其并不在实质上产生收入或者损失，并不影响纳税人的收益，其可以在税收上视为无效。换言之，对于是否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判断，需要建立在对所有相关的事实和情境进行客观考量和合理推断的基础之上。从英国对“合理商业目的”界定的结果来看，似乎也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明确定义。

鉴于在实践中很难理解和掌握“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辨别标准，国家税务总局在《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2009] 2号）第92条中规定，税务机关可依据所得税法第47条及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20条的规定对存在以下避税安排的企业，启动一般反避税调查：（1）滥用税收优惠；（2）滥用税收协定；（3）滥用公司组织形式；（4）利用避税港避税；（5）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对于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股权行为的涉税事宜，国家税务总局又在《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函[2009] 698号）中明确指出：境外投资方（实际控制方）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如果被转让的境外控股公司所在国（地区）实际税负低于12.5%或者对其居民境外所得不征所得税的，应自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向被转让股权的中国居民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提供规定的材料；主管税务机关对境外投资者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后，如果认为转让行为属于境外投资方通过滥用组织形式等安排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且不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从而规避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的，则主管税务机关层报税务总局审核后可以按照经济实质对该股权转让交易重新定性，否定被用作税收安排的境外控股公司的存在，对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居民企业的股权所得进行征税。

在税法中，可从以下几方面初步判断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是否负有纳税义务：第一，被转让的公司没有或几乎没有其他经营活动；第二，被转让公司的资产、规模和人员较少（或小），与所得数额难以匹配；第三，被转让公司没有或几乎没有对居民企业的控制权或处置权，也不承担或很少承担风险；第四，被转让公司所在国家（地区）对有关所得不征税或免税，或征税但实际税率极低。如被转让企业符合上述情形，则很有可能被我国税务机关认定为“无雇员、无其它资产和负债、无其它投资、无其它经营业务”，即“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而否定被转让企业的存在，非居民企业由此需承担纳税义务。

如今，外国投资者（非居民企业）在其与我国境内被投资企业之间插入一个在境外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作为中间控股公司以实现避税的模式，在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框架下已经受到了直接的规制。然而，如果外国投资者设立了多层次的中间公司，比如先设立一个BVI公司，然后在BVI下面又设立一个“导管公司”，然后境外投资者转让BVI公司，那么我国现行所得税法的规范效力或者规范的效果能否涉及到该外国投资者，尚值得商榷。当然，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管理的通知》中采有“实际控制者”的提法，但如何界定“实际控制者”在税法上并不十分明确，实践操作对税务机关的征管能力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因为中间间隔的层次越多，税务机关获取完整信息的难度也越大。因此，面对多层次的中间公司，有待于对公司法人格否认作进一步探讨，以求立法和操作更加完善。

三、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适用于我国税法的理论探讨

（一）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适用于反避税的场合

在民商法上，法人格否认适用的领域主要是四个：公司资本显著不足、利用公司规避合同义务、利用公司规避法律和公司法人格形骸化。但在税法上，日本学者小树芳名认为将法人格否认具体运用到税法的什么领域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在法人设立无效的场合、法人的设立与经营仅以减少税负为目的的场合，可以适用法人格否认；除此之外，都应该慎重。[11]美国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内税务局和法庭会承认根据州法律赋予的公司的法律人格。但是，在例外情况下，公司也会因为缺少实质而被否认其法人格，关键是看在公司层面上进行或者从事商业活动的程度。公司越是介入贸易或者商业活动，它就越不会被认为是一个虚假交易而被否认其独立实体的地位。[12]因此，在反避税中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的场合主要有两个，即利用公司规避法律义务和公司法人格形骸化。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2011〕45号


《重庆市基层法律服务条例》已于2011年11月25日经重庆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1年11月25日


重庆市基层法律服务条例

（2011年11月25日重庆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保障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依法执业，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基层法律服务，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是指依据本条例取得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从事基层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本条例所称基层法律服务所,是指在乡镇、街道设立的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法律服务的中介组织，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执业机构。

第四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通过开展法律服务工作，宣传法律、法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基层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第五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害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 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条例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第二章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第七条 申请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遵守法律，品行良好；

（二）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三）具有法律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或者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四）具有一年以上法律职业经历或者在法律服务机构实习满一年以上；

（五）经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考试合格或者参加国家司法考试达到规定的成绩。

第八条 申请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应当向区县（自治县）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申请登记表；

（二）申请人的身份证明、学历证书；

（三）实习单位出具的实习鉴定表；

（四）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出具的考试合格材料或者国家司法考试成绩证明；

（五）基层法律服务所出具的同意申请人在本所执业的证明。

第九条 区县（自治县）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执业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予以审查，并将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报送市司法行政部门。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报送材料之日起十日内予以审核，作出是否准予执业的决定。准予执业的，向申请人颁发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不准予执业的，向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颁发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一）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二）被开除公职或者被吊销有关法律服务执业证书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禁止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的其他情形。

第十一条 不符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条件而以不正当手段取得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的，由市司法行政部门撤销准予执业的决定，并注销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取得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后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由市司法行政部门吊销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第十二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只能在一个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变更执业机构的，应当申请换发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第十三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担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期间不得从事诉讼代理业务。

第十四条 没有取得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的人员，不得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得以律师名义执业。

第十五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可以从事下列业务：

（一）解答法律咨询，代写法律事务文书；

（二）受聘担任法律顾问；

（三）接受委托，代理民事、行政诉讼；

（四）接受委托，代理当事人参加调解、仲裁、行政复议；

（五）提供其他非诉讼法律服务。

第十六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接受委托办理基层法律服务业务的，应当在受委托的权限内忠实履行职责，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第十七条 委托人可以拒绝已委托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其继续代理，也可以另行委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担任代理人。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代理。但是，委托事项违法、委托人利用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提供的服务从事违法活动或者委托人故意隐瞒与案件有关的重要事实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有权拒绝代理。

第十八条 受委托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自案件被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材料。

第十九条 受委托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自行调查取证的，凭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和基层法律服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第二十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法庭上发表代理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

第二十一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但是，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除外。

第二十二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不得代理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对方当事人的法律事务。

第二十三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执业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接受委托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

（二）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非法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

（三）接受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与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的权益；

（四）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

（五）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行贿，介绍贿赂或者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方式影响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依法办理案件；

（六）故意提供虚假证据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妨碍对方当事人合法取得证据；

（七）煽动、教唆当事人采取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等非法手段解决争议；

（八）扰乱法庭、仲裁庭秩序，干扰诉讼、仲裁活动的正常进行。

第二十四条 曾经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二年内，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

曾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检察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

第二十五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章 基层法律服务所

第二十六条 设立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采取合伙形式，并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住所和章程；

（二）有不少于二名具有二年以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经历的合伙人；

（三）有符合市司法行政部门规定数额的资产。

第二十七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在乡镇设立，根据需要也可以在街道设立。

第二十八条 设立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向区县（自治县）司法行政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

（二）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名称、章程；

（三）合伙协议；

（四）合伙人的名单、简历、身份证明、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五）住所证明；

（六）资产证明。

第二十九条 区县（自治县）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予以审查，并将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报送市司法行政部门。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报送材料之日起十日内予以审核，作出是否准予执业的决定。符合条件的，准予执业，并颁发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证书；不准予执业的，向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

第三十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名称、住所、负责人、章程、合伙协议的，应当报原审核部门批准。

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合伙人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十五日内报原审核部门备案。

第三十一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

（一）不能保持法定设立条件，经限期整改仍不符合条件的；

（二）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证书被吊销的；

（三）自行决定解散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终止的其他情形。

基层法律服务所终止的，由颁发执业证书的部门依法办理该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证书注销手续。

第三十二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办业务，由基层法律服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按照规定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账。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依法纳税。

第三十三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不得从事法律服务以外的经营活动。

第三十四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得采取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

第三十五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建立健全执业管理、利益冲突审查、收费与财务管理、投诉查处、年度考核、档案管理等制度，加强对本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管理，对其执业活动开展情况以及在执业活动中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执业规范、执业纪律、职业道德的情况进行监督和考核，并向司法行政部门报送考核结果。

第三十六条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业务指导、监督，并对其遵守法律、法规、规章、执业规范等进行年度考核。

第四章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

第三十七条 本市设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是社会团体法人，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自律性组织。

第三十八条 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章程由全市会员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经市司法行政部门审查同意后报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核准。

第三十九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加入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会员享有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章程规定的权利，履行协会章程规定的义务。

第四十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保障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依法执业，维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合法权益；

（二）总结、交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经验；

（三）制定行业规范和惩戒规则；

（四）组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业务培训和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教育；

（五）组织申请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人员的实习活动，对实习人员进行培训、考核；

（六）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基层法律服务所实施奖励和惩戒；

（七）受理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投诉或者举报，调解基层法律服务工作执业活动中发生的纠纷，受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申诉；

（八）协助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涉嫌违法的行为进行调查；

（九）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制定的行业规范和惩戒规则，不得与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区县（自治县）司法行政部门处警告或者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下的处罚：

（一）同时在两个以上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的；

（二）以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的；

（三）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或者代理与本人及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对方当事人的法律事务的；

（四）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二年内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后担任原任职机关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的；

（五）拒绝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

第四十二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区县（自治县）司法行政部门处警告或者三千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的处罚：

（一）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接受委托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

（二）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拒绝代理，或者不按时出庭参加诉讼或者仲裁的；

（三）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非法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的；

（四）泄露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

第四十三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区县（自治县）司法行政部门给予停止执业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市司法行政部门吊销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的；

（二）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行贿，介绍贿赂或者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方式影响依法办理案件的；

（三）故意提供虚假证据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妨碍对方当事人合法取得证据的；

（四）接受对方当事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与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权益的；

（五）扰乱法庭、仲裁庭秩序，干扰诉讼、仲裁活动的正常进行的；

（六）煽动、教唆当事人采取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等非法手段解决争议的；

（七）在法庭上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的；

（八）泄露国家秘密的。

第四十四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因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受到行政处罚后一年内又发生应当给予行政处罚情形的，区县（自治县）司法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在受到停止执业处罚期满后二年内又发生应当给予停止执业处罚情形的，由市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其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第四十五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受到六个月以上停止执业处罚，处罚期满未逾三年的，不得担任基层法律服务所合伙人。

第四十六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基层法律服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追偿。

第四十七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区县（自治县）司法行政部门视其情节给予警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停业整顿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的处罚；情节特别严重的，由市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证书；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一）违反规定接受委托、收取费用的；

（二）擅自变更名称、住所、负责人、章程、合伙协议、合伙人的；

（三）从事法律服务以外的经营活动的；

（四）采取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的；

（五）违反规定接受有利益冲突的案件的；

（六）拒绝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

（七）故意向司法行政部门提供虚假申请材料或者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的；

（八）对本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

基层法律服务所因前款违法行为受到处罚的，对其负责人视情节轻重，处警告或者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基层法律服务所受到停业整顿处罚期满后二年内，又发生应当给予停业整顿处罚情形的，由市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证书。

第四十八条 没有取得法律服务执业证的人员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或者未取得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许可的组织以基层法律服务所名义开展法律服务活动的，由区县（自治县）司法行政部门责令停止非法执业，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 司法行政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五十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开展法律服务的收费办法和收费标准，由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市司法行政部门制定。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