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仲裁员刑事责任制度的思考
——从确立枉法仲裁罪的角度探析

作者：黄月明 深圳大学

【内容摘要】枉法仲裁罪的设立在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本文通过概括分析枉法仲裁入罪的利与弊，从分析仲裁的性质的基础上确定了枉法仲裁罪的设立有其必要性，进而对仲裁员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提出自己的建议，以期趋利避害，使枉法仲裁罪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促进我国仲裁业的发展。
【关键词】 枉法仲裁罪 仲裁员刑事责任 仲裁性质 必要性 制度完善


前言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此会议于2006年6月29日通过并公布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六）》第二十条增设了枉法仲裁罪，即“依法承担仲裁职责的人员，在仲裁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决情况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使其成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之一，与司法工作人员的徇私枉法罪和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并列。此规定不仅是开我国仲裁史之先河，而且是世界仲裁史上的创世之举。从《刑法修正案（六）》实施以来，枉法仲裁是否应该入罪、仲裁员责任刑事化究竟是利还是弊的话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可谓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刑法修正案》对仲裁员枉法裁决的刑事责任存在诸多模糊之处，因而对仲裁员刑事责任的探析，就显得颇具必要性。

一．枉法仲裁罪之反对说
被称为“悬在仲裁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枉法仲裁罪，即使在设立之后，仲裁界人士仍然对其进行了持续而深刻的批判，他们列举的枉法仲裁罪的弊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枉法仲裁罪的内容不明确，随意操作性较大
《刑法修正案（六）》中规定的枉法仲裁罪的构成要件是“依法承担仲裁职责的人员，在仲裁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决，情节严重的”，这样规定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容易导致枉法仲裁罪在操作过程中随意性加大，从而被滥用，损害仲裁员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枉法仲裁罪的主体不确定，承担仲裁职责的人员难以界定。有学者认为，枉法仲裁罪只适用于民商事仲裁，也即1994年《仲裁法》所调整的仲裁。[1]而较为权威的解释则认为，修正案将犯罪主体规定为“依法承担仲裁职责的人员”，是指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承担仲裁职责的人员，不仅包括依据仲裁法的规定，在独立于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没有隶属关系的仲裁委员会对民商事争议承担仲裁职责的人员，而且包括依据劳动法、公务员法、体育法、著作权法、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等规定，在有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参加的仲裁机构中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定的特殊争议承担仲裁职责的人员。[2]但这样的解释仍存在模糊性，即尚未解释何为“仲裁职责”。根据《仲裁法》的规定，仲裁员几乎是兼职的，并非仲裁机构的专职人员，仲裁机构又是民间组织，独立于行政机关，仲裁庭也独立于仲裁机构而独立对案件进行仲裁；而仲裁委员会主任或秘书仅有权就案件程序问题作出决定，专家咨询委员会可以就仲裁庭提请的复杂疑难案件发表意见，但此意见不对仲裁庭产生约束力，以上这些人员的行为，是否都属于“仲裁职责”缺乏明确的法律范畴，[3]因此无法判定这些人员是否符合枉法仲裁罪的犯罪主体要求，后果是仲裁人员人心惶惶，影响仲裁工作的顺利进行。
2.枉法仲裁罪的主观方面无疑只能是故意的心理状态，即要求枉法裁决是在明知案件的事实情况与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故意作出的不实判断，过失不构成本罪。但是，在对犯罪目的与犯罪动机没有特殊要求的仲裁语境中，如何认定故意则是需要探究的难题。仲裁员进行仲裁的自由裁量权主要体现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在事实认定方面，有可能缘于仲裁员自身的业务素质或者当事人的原因未能查清争议案件，由此作出有悖于事实的裁决；在法律适用方面，有可能缘于仲裁员法律素养与断案技巧不足而导致适用法律的偏差。那么，这些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上的偏差，是否属于枉法仲裁罪的主观故意又需要进一步的辨析，这就大大增加了枉法仲裁罪被滥用的风险。
3.枉法仲裁罪的客观方面的规定不符合仲裁的要义与原则。“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决，情节严重的”以及“情节特别严重的”是枉法仲裁罪的犯罪客观方面要件，但对于在仲裁过程中，如何认定“违背事实与法律”、“枉法”以及“情节严重”并没有一个科学、客观的考量标准。例如在友好仲裁中，经当事人授权同意后，仲裁庭可以不依严格的法律规定进行仲裁，仲裁员作为友好公断人处理案件或者仲裁员以公平善良原则处理案件。友好仲裁中确定公平合理原则的商人习惯法，其核心内容也尚未在世界范围内活动普遍接受。[4]那么，在友好仲裁中仲裁庭依据商人习惯法作出裁决，此种不适用严格的法律规则的做法，是否构成“违背事实和法律”或者“枉法”？再说，“情节严重”与“情节特别严重”如何定义并如何区分，给当事人造成多大程度的物质损害方能构成情节严重，还是损害了仲裁的声誉才能构成情节严重，而当事人承受的精神损害能否作为情节严重的因素之一？
(二)仲裁员的法律责任
在理论与实践中，各国的仲裁法律在仲裁员责任制度的规定上存在着很大差异。英国1996年修改的《仲裁法》规定：“仲裁员无须为其在执行仲裁职责或宣称执行仲裁员职责中的作为或不作为行为承担责任。”在德国，“仲裁员可享有部分的法律免责，有关程序错误的责任不在免责范围内，基于过失产生的所有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仲裁员都可以经与当事人协商在仲裁合同中予以免除”[5]日本、瑞士等国家也规定了仲裁员要承担有限的仲裁责任。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584条规定：“仲裁员在接受任职后不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裁决的，应对当事人遭受的损失负责。” 秘鲁《民事诉讼法》第577条规定：“仲裁员在接受任职后不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裁决的，应对当事人遭受的损失负责。”这是有关全面承担责任的规定。
从上述各国法律规定可以看出，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一般规定仲裁员豁免责任，而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规定仲裁员应承担全面或有限的责任，但责任都仅限于民事责任，如赔偿当事人的损失，未涉及枉法仲裁罪等刑事责任，实践中也没有仲裁员承担刑事责任的案例。这是因为仲裁作为解决民商事纠纷的一条重要途径，具有诉讼不可比拟的优势，各国为促进仲裁的发展，仲裁立法的趋势是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放宽司法监督，保持仲裁独立，为仲裁的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因此在我国仲裁环境尚不完善，仲裁制度发展的关键时期，对于仲裁制度的调整和规范必须慎重，尤其是在刑法的层面。
(三)仲裁的特点为其在市场经济中参与优胜劣汰提供有利位置
仲裁是当事人让渡给仲裁员的一种处分权，他完全取决于当事人双方的自愿选择，而且这种选择是不受地域限制的。仲裁裁决的监督与其依赖于司法审查．不如依赖于市场规则。”当事人主导整个仲裁程序，可以选择仲裁方式、仲裁机构、仲裁规则、仲裁员、仲裁机构之间的竞争市场化了。质量次、信用差、信誉恶劣的仲裁机构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保密性是仲裁的重要特点和优势，这对商人来说尤其重要，也是他们愿意选择仲裁这种方式解决纠纷的重要原因之一。枉法仲裁罪设立后，国家权力机关容易过多的介入市场调节的范围，仲裁的保密性荡然无存，当事人选择仲裁的初衷也就无法实现，因此完全没有必要以刑法加以规制。
(四)枉法仲裁罪给我国仲裁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有学者担心枉法仲裁罪的确立将会对我国的仲裁业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如仲裁秩序将会受到干扰，一裁终局的仲裁原则将会受到冲击，仲裁事业的发展将会受到严重阻碍。面对我国法治、仲裁环境尚不完善等因素，枉法仲裁罪可能导致仲裁人员面临如律师伪证罪那样难以预测的法律风险。[6]追究枉法仲裁罪过程中公、检、法机关对仲裁案件的全面审查．事实上就有悖于一裁终局的原则。仲裁的不稳定性将影响境外当事人选择仲裁的自愿性，以严刑峻法对仲裁这种民间活动进行如此严格的管制和束缚，无疑将对我国仲裁业的发展带来不容小觑的负面影响。
二．枉法仲裁罪之赞成说
枉法仲裁既然能够入罪，就说明其存在具有某些合理性，该罪的确立拥有相当的支持者和响应者，他们的理由也不可忽视。
(一)仲裁活动是一种准司法活动
首先，从仲裁程序的公正性视角将仲裁看作准司法活动。仲裁是决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一种争议解决机制，虽然采用了非官方的形式，但是和诉讼一样，它的精髓在于要求仲裁员不偏不倚，依法裁判。法律规定，仲裁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依法独立公正作出裁决。失去公正，仲裁就没有了灵魂，仲裁的价值也无法实现。仲裁人员从身份上讲虽然有别于司法工作人员，但其仲裁活动是依据法律规定进行的、决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准司法活动，并受到国家强制力保障。其次，从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视角将仲裁定位于准司法活动。[7]该观点认为，仲裁裁决实际上和法院的裁判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仲裁法》规定：“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并且“当事人应当履行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从这一特点看，虽然仲裁人员不是司法人员，但其实际上行使了国家授权的一部分司法权力。在此意义上，仲裁人员所从事的仲裁活动可以说是一种准司法活动。因此，就对当事人而言，仲裁人员的枉法仲裁与司法工作人员的枉法裁判所造成的实质损害并无实质的区别，就应该同样用刑法加以规制。
(二)枉法仲裁的社会危害性需要刑法的规制
仲裁作为一种诉讼外解决纠纷的重要途径，曾一度被认为是一方净土，但是当前社会不良之风盛行，仲裁环境不完善，仲裁制度不健全，仲裁活动中也出现了徇私枉法，危害当事人利益，损害仲裁公正性的情形。而仲裁法并没有关于该种情况下仲裁人员应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的具体明确的规定。赞成说认为枉法仲裁对社会的危害性之大，已不是普通的民事赔偿责任和简单的行政处理所能解决的，只有用刑法加以规制，才能起到威慑作用，维护仲裁的公信力。
(三)枉法仲裁罪不会有损于一裁终局的原则
立法者认为对于仲裁裁决将来可能要接受司法的实体审查，颠覆当前对民商事争议的一裁终局制度，使裁决书处于不稳定和不可执行状态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和实际做法也并没有排除当事人对不公正仲裁裁决有向法院申请撤销和不予执行的权利，并赋予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审查权，事实证明这种审查权并没有妨碍仲裁的一裁终局制；同时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仲裁裁决必须经法院审查后才能生效。仲裁裁决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其执行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障，枉法仲裁罪同样不会损害一裁终局的原则。
　 三．规定仲裁员刑事责任的必要性
（一）仲裁的两分性质为设立枉法仲裁罪奠定基础
尽管枉法仲裁罪的利弊之争沸沸扬扬，但是笔者认为，利或弊并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关于设立枉法仲裁罪的争议，最核心的问题应该在仲裁的性质上：如果仲裁是契约型的，那么作为契约的一方，仲裁员或仲裁机构人员仅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如果仲裁是司法性的，那么仲裁员或仲裁机构人员就应该像法官一样，在一定情况下承担刑事责任。
那么，应该如何来分析仲裁的性质呢？
关于仲裁的性质，《仲裁法》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不可否认的是，仲裁的性质是整个仲裁制度的基础，对仲裁性质的界定是否清楚，直接影响到仲裁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关于仲裁的性质，主要有四种理论说法：契约说、司法权说、混合说、自治说。很多学者都赞同混合说，即认为仲裁既具有契约性又具有司法性。[8]笔者认为，混合说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该种说法只是比较准确地对仲裁性质作了一定的概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不明确的，也无益于解决实际问题。因为，一个“仲裁既具有契约性又具有司法性”或“仲裁是一种准司法的争端解决方式”的结论，对于解决具体问题是没有什么帮助的。[9]例如，仲裁具有契约性，那么它属于何种契约？契约性和司法性之间有什么关系？哪些问题需要主要考虑契约性，哪些问题又需要主要考虑司法性？
　　最初的仲裁仅具有契约性，到19世纪初左右，各国将仲裁纳入其法制轨道，法律监督仲裁并保证其执行，这就使仲裁具有了司法性，如今的仲裁无疑分享了部分原属于诉讼的司法权。[10]有学者指出，仲裁实质上是解决民商事争议的一项合同上的制度，仲裁制度最根本的属性在于当事人意思自治。[11]
　　因此，契约性是仲裁的基本特性，司法性是仲裁的重要的衍生特性，在法律没有正式承认仲裁以前，仲裁依靠其契约性就已经成其为仲裁。仲裁是一种受到国家司法体制支持的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服务行为。仲裁员运用法律知识为当事人解决争端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当事人依合同享受法律服务的过程。仲裁员出具一份裁决书与律师出具一份法律意见书并没有实质的不同，但仲裁与一般法律服务的区别在于，其服务内容是解决争端而非咨询或代理，且当事人通过仲裁员的服务行使其程序上的处分权。 [12]
但笔者认为，契约性虽然是仲裁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司法性就必然位于从属地位。在当今司法性主导仲裁活动的情况并不少见，可以说，正式因为司法性的衍生使得仲裁从各种诉讼外争端解决方式中脱颖而出，奠定了仲裁如今的重要地位。想要对仲裁的契约性和司法性进行全面的理解，就必须对仲裁关系做具体分析。
　　仲裁关系可以分为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内部关系是指纯属于仲裁参加人之间的关系，涉及从订立仲裁协议到作出仲裁裁决的一系列过程，而外部关系是指仲裁参加人与其他有关主体之间的关系，主要涉及仲裁参加人与法院和第三人的关系。[13]仲裁的内部关系涉及到仲裁形式、仲裁规则、法律适用、审理、仲裁裁决等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了其契约性；仲裁的外部关系主要包括了法律对仲裁的监督、对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仲裁与第三人的关系等等，体现了其司法性。在解决具体问题的时候，可以从仲裁的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的区别入手：如果某个问题被识别为内部关系问题，那么就应该着重考虑其契约性；如果被识别为外部关系问题，就应该着重考虑其司法性。[14] 因此，在对有关仲裁责任的问题进行分析时，不难发现：仲裁员的责任实际上是对仲裁的司法监督的一部分，仲裁员承担责任时不仅仅是对当事人负责，同时还可能要进入司法程序进行追责，这说明了仲裁责任属于仲裁的外部关系，需要从司法性来考量，仲裁员应该承担类似于法官的责任，包括在一定情况下承担刑事责任。
　 （二）设立枉法仲裁罪是中国社会文化的必然要求
在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人们的生活就局限在家庭这一基本单位中，家庭内部的血缘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这样社会成员间形形色色的关系只不过就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关系的翻版或者延伸，这就是典型的社会关系的亲情泛化，这就使得各种社会争议的解决过程中容易被这种“亲情化”所渗透。而在中国这种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家，“私人关系”、“血缘亲情”对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影响和侵袭更是非常普遍的。事实上，一旦人情关系介入问题或争端的解决过程，人们便不得不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方面是制度层面的约束，即要符合社会关系的规定性；[15]另一方面则要顾及亲情、友情、面子之类的人情规则。具体到仲裁活动中，就是指仲裁员在作出裁决的过程中往往要经过一番事实与人情的权衡。
仲裁员由于身份的多样化，在仲裁活动中更加不容易摆脱人情的干扰，通常仲裁员与当事人的关系可能远比法官与当事人的关系来得复杂，仲裁员有的是大学的教授，有的是律师商界人士，因而可能会发生仲裁员与其学生、仲裁员与其下级、仲裁员与其同业竞争者出现在同一案件中的情形，对于这种情形仲裁制度也无法避免。在情与理的双重价值面前，人们常常会倒向“情”一边，因为人们很难经受得住像“铁石心肠”、“冷血”之类的口水潮。在这样的情况下，无法只是依靠追究民事责任来使得仲裁员秉持一颗公正的心来作出裁决，必须通过刑事法律的规定来给予仲裁员以威慑，促使其以公平、公正的态度来处理争议，作出决定。
（三）设立仲裁员刑事责任并不违背仲裁的价值取向
仲裁相对于诉讼来说，优点在于简便，快捷和一裁终局，但设立枉法仲裁罪后，人们担心让司法过多的介入仲裁，会使仲裁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这样仲裁的独特优点就无从体现。
其实从仲裁的价值取向上看，仲裁的快速和终局性不是绝对的，尽管终局性被认为是仲裁优于诉讼的优点，也带来了速度和费用的节约，但终局性和速是要付出也有代价的。只有在以下两个假设正确的前提下，终局性才具有普遍积极意义。第一，仲裁员永远不犯错误，那么终局性将始终是个优点，但目前为止没有人敢下此断言；第二，仲裁中的利益非常少，以至于任何错误都是可以容忍的，或者对速度和终局性的渴望超过了错误所带来的危险。[16]因此速度和终局性确是优点，但只有在胜诉时才有意义，如果仲裁发生了基本错误，速度和终局性便不再是优点。
笔者认为，当事人自愿选择仲裁解决纠纷，实际上是放弃了向法
中国 巴基斯坦伊斯兰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领事条约


（签订日期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７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５年４月６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为发展两国的领事关系，以利于保护两国国家和两国国民的权利和利益，促进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决定缔结本条约，并议定下列各条：

　　　　　　　　　　　　　　第一章　定义

　　第一条　定义
　　就本条约而言，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领馆”指总领事馆、领事馆、副领事馆或领事代理处；
　　（二）“领区”指为领馆执行领事职务而设定的区域；
　　（三）“领馆馆长”指派遣国委派领导一个领馆的总领事、领事、副领事或领事代理人；
　　（四）“领事官员”指总领事、副总领事、领事、副领事、领事随员及领事代理人；
　　（五）“领馆行政技术人员”指在领馆内从事行政或技术工作的人员；
　　（六）“领馆服务人员”指在领馆内从事服务工作的人员；
　　（七）“领馆成员”指领事官员、领馆行政技术人员和领馆服务人员；
　　（八）“家庭成员”指与领馆成员共同生活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
　　（九）“私人服务人员”指领馆成员私人雇用的服务人员；
　　（十）“领馆馆舍”指专供领馆使用的建筑物或部分建筑物及其附属的土地，不论其所有权属谁；
　　（十一）“领馆档案”指领馆的一切文书、文件、函电、簿籍、胶片、胶带以及登记册及明密电码，纪录卡片以及保护或保管它们的器具；
　　（十二）“派遣国国民”指具有派遣国国籍的自然人，适用时，也指法人；
　　（十三）“派遣国船舶”指按照派遣国法律悬挂派遣国国旗的船舶，不包括军用船舶；
　　（十四）“派遣国航空器”指在派遣国登记并标有其登记标志的航空器，不包括军用航空器。

　　　　　　　　第二章　领馆的设立和领馆成员的委派

　　第二条　领馆的设立
　　一、派遣国须经接受国同意方能在该国境内设立领馆。
　　二、派遣国和接受国经协商确定领馆的所在地、等级和领区，以及与此有关的任何变动。

　　第三条　领馆馆长的任命和承认
　　一、派遣国应通过外交途径向接受国递交任命领馆馆长的照会。照会中应载明领馆馆长的姓名、职衔、领馆所在地、等级和领区。
　　二、接受国在接到任命领馆馆长的照会后，应尽快以照会予以确认。接受国如拒绝确认，无须说明理由。
　　三、领馆馆长在接受国照会确认后即可执行职务。在此之前，经接受国同意，领馆馆长可临时执行职务。
　　四、接受国确认领馆馆长或准许其临时执行职务后，应立即通知领区内主管当局，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领馆馆长能执行职务，并享受本条约规定的权利、便利、特权和豁免。

　　第四条　临时代理领馆馆长职务
　　一、领馆馆长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或其职位暂时空缺时，派遣国可指派该领馆或驻接受国的其他领馆的一位领事官员或驻接受国使馆的一位外交人员担任代理领馆馆长。派遣国应事先将代理领馆馆长的姓名和原职衔通知接受国。
　　二、代理领馆馆长享有本条约规定的领馆馆长应享有的权利、便利、特权和豁免。
　　三、被指派为代理领馆馆长的外交人员继续享有其应享有的外交特权和豁免。

　　第五条　通知到达和离境
　　派遣国应在适当时间内将下列事项书面通知接受国：
　　（一）领馆成员的姓名、职衔和他们的到达、最后离境或职务终止，以及他们在领馆任职期间职务上的任何变更；
　　（二）领馆成员的家庭成员的姓名、国籍和他们的到达和最后离境，以及任何人成为或不再是领馆成员的家庭成员的事实；
　　（三）私人服务人员的姓名、国籍、职务和他们的到达和最后离境。

　　第六条　身份证
　　接受国主管当局应按其规定发给领馆成员及其家庭成员相应的身份证件，但属接受国国民或永久居民者除外。

　　第七条　领馆成员和私人服务人员的国籍
　　一、领事官员只能是派遣国国民，且不得是接受国的永久居民。
　　二、领馆行政技术人员、领馆服务人员和私人服务人员应是派遣国国民或接受国国民。

　　第八条　宣告为不受欢迎的人
　　一、接受国可随时通过外交途径通知派遣国，宣告某一领馆成员为不受欢迎的人或不可接受，并无须说明理由。
　　二、遇本条第一款所述情况，派遣国应召回有关人员或终止其在领馆的工作。如派遣国未在适当期间内履行此义务，接受国有权撤销对有关人员的承认或不再视其为领馆成员。

　　　　　　　　　　　　　第三章　领事职务

　　第九条　一般领事职务
　　领事官员有权执行下列职务：
　　（一）保护派遣国及其国民的权利和利益；
　　（二）增进派遣国和接受国之间的经济、贸易、科技、文化和教育关系，并在其他方面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
　　（三）用一切合法手段调查接受国的经济、贸易、科技、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情况，并向派遣国政府报告；
　　（四）执行派遣国授权而不为接受国法律规章所禁止或不为接受国所反对的其他职务。

　　第十条　接受有关国籍的申请和民事登记
　　一、领事官员有权：
　　（一）接受有关国籍问题的申请；
　　（二）登记派遣国国民；
　　（三）登记派遣国国民的出生和死亡；
　　（四）办理派遣国国民间的结婚手续并发给相应的证书。
　　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免除当事人遵守接受国法律规章的义务。

　　第十一条　颁发护照和签证
　　领事官员有权：
　　（一）向派遣国国民颁发护照和其他旅行证件，以及加注和吊销上述护照或证件；
　　（二）向前往或途经派遣国的人员颁发签证，以及加签或吊销上述签证。

　　第十二条　公证和认证
　　一、领事官员有权：
　　（一）应任何国籍的个人要求，为其出具在派遣国使用的各种文书；
　　（二）应派遣国国民的要求，为其出具在派遣国境外使用的各种文书；
　　（三）把文书译成派遣国或接受国的官方文字，并证明译本与原本相符；
　　（四）执行派遣国授权而不为接受国所反对的其他公证职务；
　　（五）认证派遣国有关当局或接受国有关当局所颁发的文书上的签字和印章。
　　二、领事官员出具、证明或认证的文书如在接受国使用，只要它们符合接受国法律规章，应与接受国主管当局出具、证明或认证的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三、在与接受国法律规章不相抵触的前提下，领事官员有权接受和临时保管派遣国国民的证件和文书。

　　第十三条　拘留、逮捕通知和探视
　　一、遇有派遣国国民在领区内被拘留、逮捕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剥夺自由时，接受国主管当局应尽速通知领馆。
　　二、领事官员有权探视被拘留、逮捕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剥夺自由的派遣国国民，与其交谈或通讯，为其提供法律协助。接受国主管当局应尽速安排领事官员对上述国民的探视。
　　三、领事官员有权探视正在服刑的派遣国国民。
　　四、接受国主管当局应将本条第一、二、三款的规定通知上述派遣国国民。
　　五、领事官员在执行本条职务时，应遵守接受国的有关法律规章。但接受国有关法律规章的适用不应限制本条规定的权利的实施。

　　第十四条　监护和托管
　　一、领区内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派遣国国民需要指定监护人或托管人时，接受国主管当局应通知领馆。
　　二、领事官员有权在接受国法律规章允许的范围内保护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派遣国国民的权利和利益，必要时，可为他们推荐或指定监护人或托管人，并监督他们的监护或托管活动。

　　第十五条　协助派遣国国民
　　一、领事官员有权：
　　（一）在领区内同派遣国国民联系和会见。接受国不应限制派遣国国民同领馆联系及进入领馆。
　　（二）了解派遣国国民在接受国的居留和工作情况，并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协助。
　　（三）请求接受国主管当局查寻派遣国国民的下落，接受国主管当局应尽可能提供有关情况。
　　（四）在不违反接受国法律规章的情况下，接受和临时保管派遣国国民的现金和贵重物品。
　　二、遇有派遣国国民不在当地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及时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时，领事官员可根据接受国法律规章在接受国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前代表该国民或为其安排适当代理人，直至该国民指定了自己的代理人或本人能自行保护其权利和利益时为止。

　　第十六条　死亡通知
　　接受国主管当局获悉派遣国国民在接受国死亡时，应尽快通知领馆，并应领馆请求提供死亡证书或其他证明死亡的文件副本。

　　第十七条　有关处理遗产的职务
　　一、如死亡的派遣国国民在接受国遗有财产，但在接受国无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时，接受国主管当局应尽速通知领馆。
　　二、当接受国主管当局清点和封存本条第一款所述遗产时，领事官员有权到场。
　　三、如派遣国某国民作为遗产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有权继承或受领一位任何国籍的死者在接受国的遗产或遗赠，且该国民不在接受国境内，接受国主管当局应将该国民继承或受领遗产或遗赠的事宜通知领馆。
　　四、遇有派遣国国民有权或声称有权继承在接受国境内的某项遗产，但本人或其代理人不能在遗产继承程序中到场时，领事官员可直接或通过其代表在接受国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前代表该国民。
　　五、领事官员有权代为接受非永久居住在接受国的派遣国国民在接受国应得的遗产或遗赠，并将该遗产或遗赠转交给该国民。
　　六、遇非永久居住在接受国的派遣国国民在接受国境内临时逗留时或过境时死亡，而其在接受国又无亲属或代理人时，领事官员有权立即临时保管该国民随身携带的所有文件、钱款和物品，以便转交给该国民的遗产继承人，遗嘱执行人或其他授权接受这些物品的人。
　　七、领事官员在执行本条第四、五、六款所规定的职务时，应遵守接受国的有关法律规章。

　　第十八条　协助派遣国船舶
　　一、领事官员有权对在接受国内水或领海的派遣国船舶及其船长和船员提供协助，并有权：
　　（一）在船舶获准同岸上自由往来后登访船舶，询问船长或船员，听取有关船舶、货物及航行的报告；
　　（二）在不妨害接受国主管当局权力的前提下，调查船舶航行期间所发生的事故；
　　（三）解决船长与船员之间的争端，包括有关工资和劳务合同的争端；
　　（四）接受船长和船员的访问，并在必要时为其安排就医或返回本国；
　　（五）接受、查验、出具、签署或认证与船舶有关的文书；
　　（六）办理派遣国主管当局委托的其他与船舶有关的事务。
　　二、船长与船员可同领事官员联系。在不违反接受国有关港口和外国人管理的法律规章的前提下，船长与船员可前往领馆。

　　第十九条　对派遣国船舶实行强制措施时的保护
　　一、接受国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如欲对派遣国船舶或在派遣国船舶上采取强制性措施或进行正式调查时，必须事先通知领馆，以便在采取行动时领事官员或其代表能到场。如情况紧急，不能事先通知，接受国主管当局应在采取上述行动后立即通知领馆，并应领事官员的请求迅速提供所采取行动的全部情况。
　　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也适用于接受国主管当局在岸上对船长或船员所采取的同样行动。
　　三、本条第一、二款的规定不适用于接受国主管当局进行的有关海关、港口管理、检疫或边防检查等事项的例行检查，也不适用于接受国主管当局为保障海上航行安全或防止水域污染所采取的措施。
　　四、除非应船长或领事官员的请求或征得其同意，接受国主管当局在接受国的安宁、安全及公共秩序未受破坏的情况下，不得干涉派遣国船舶上的内部事务。

　　第二十条　协助失事的派遣国船舶
　　一、遇派遣国船舶在接受国内水或领海失事，接受国主管当局应尽快通知领馆，并通知为抢救船上人员、船舶、货物及其他财产所采取的措施。
　　二、领事官员有权采取措施向失事的派遣国船舶、船员和旅客提供协助，并可为此请求接受国当局给予协助。
　　三、如果失事的派遣国船舶或属于该船的物品或所载的货物处于接受国海岸附近或被运进接受国港口，而船长、船舶所有人、船公司代理人和有关保险人均不在场或无法采取措施保存或处理时，接受国主管当局应尽速通知领馆。领事官员可代表船舶所有人采取适当的措施。
　　四、如失事的派遣国船舶及其货物和用品不在接受国境内出售或交付使用，接受国不应征收关税或类似费用。

　　第二十一条　派遣国航空器
　　本条约关于派遣国船舶的规定，同样适用于派遣国航空器。但任何此种适用不得违反派遣国和接受国之间现行有效的双边或双方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

　　第二十二条　转送司法文书
　　领事官员有权在接受国法律规章允许的范围内转送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如派遣国和接受国之间另有协议，则按协议办理。

　　第二十三条　执行领事职务的区域
　　领事官员只能在领区内执行职务。经接受国同意，领事官员也可在领区外执行职务。

　　第二十四条　同接受国当局联系
　　领事官员在执行职务时，可与其领区内的地方主管当局联系，必要时也可与接受国的中央主管当局联系，但以接受国的法律规章和惯例允许为限。

　　　　　　　　　　　第四章　便利、特权和豁免

　　第二十五条　为领馆提供便利
　　一、接受国应为领馆执行职务提供充分的便利。
　　二、接受国对领馆成员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并采取适当措施保证领馆成员顺利地执行职务和享受本条约规定的权利、便利、特权和豁免。

　　第二十六条　领馆馆舍和住宅的获得
　　一、在接受国法律规章允许的范围内，派遣国或其代表有权：
　　（一）购置、租用或以其他方式获得用作领馆馆舍和领馆成员住宅的建筑物或部分建筑物及其附属的土地，但领馆成员为接受国国民或永久居民的住宅除外；
　　（二）在已获得的土地上建造或修缮建筑物。
　　二、接受国应为派遣国获得领馆馆舍提供协助，必要时，应协助派遣国为其领馆成员获得适当的住宅。
　　三、派遣国或其代表在行使本条第一款权利时，应遵守接受国有关土地、建筑和城市规划的法律规章。

　　第二十七条　国旗和国徽的使用
　　一、派遣国有权在领馆馆舍悬挂本国国徽和用派遣国与接受国文字书写的馆牌。
　　二、派遣国有权在领馆馆舍、领馆馆长寓邸和领馆馆长执行公务时所乘用的交通工具上悬挂本国国旗。

　　第二十八条　领馆馆舍和领事官员的住宅不受侵犯
　　一、领馆馆舍和领事官员的住宅不受侵犯。接受国当局人员未经领馆馆长或派遣国使馆馆长或他们两人中一人指定的人的同意，不得进入领馆馆舍和领事官员的住宅。
　　二、接受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领馆馆舍和领事官员的住宅免受侵入或损坏，防止扰乱领馆的安宁和损害领馆的尊严。

　　第二十九条　领馆馆舍免予征用
　　领馆馆舍和领馆的设备、财产和交通工具免予征用。

　　第三十条　领馆档案不受侵犯
　　领馆档案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均不受侵犯。

　　第三十一条　通讯自由
　　一、接受国应准许并保护领馆为一切公务目的的通讯自由。领馆同派遣国政府、派遣国使馆和派遣国其他领馆进行通讯，可使用一切适当方法，包括明密码电信，外交信使或领事信使，外交邮袋或领事邮袋。但领馆须经接受国同意才能装置和使用无线电发报机。
　　二、领馆的来往公文不受侵犯。领事邮袋不得开拆或扣留。领事邮袋必须附有可资识别的外部标记，并以装载来往公文、公务文件及专供公务之用的物品为限。
　　三、领事信使只能是派遣国国民，且不得是接受国的永久居民。领事信使应持有证明其身份的官方文件。领事信使在接受国境内享有与外交信使相同的权利、便利、特权和豁免。
　　四、领事邮袋可委托派遣国航空器的机长或派遣国船舶的船长携带。但该机长或船长应持有载明邮袋件数的官方文件，但不得视为领事信使。经与接受国有关当局商定，领馆成员可直接并自由地与机长或船长接交领事邮袋。

　　第三十二条　领事规费和手续费
　　一、领馆可在接受国境内根据派遣国法律规章收取领事规费和手续费。
　　二、本条第一款所述的规费和手续费的收入及其收据应被免除接受国的一切捐税。
　　三、接受国应准许领馆将本条第一款所述规费和手续费的收入汇回派遣国。

　　第三十三条　行动自由
　　除接受国法律规章禁止或限制进入的区域外，领馆成员在接受国享有行动及旅行自由。

　　第三十四条　领事官员人身不受侵犯
　　领事官员人身不受侵犯，不得对其予以拘留或逮捕。接受国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领事官员的人身自由和尊严受到侵犯。

　　第三十五条　管辖豁免
　　一、领事官员免受接受国的司法或行政管辖，但下列民事诉讼除外：
　　（一）未明示以派遣国代表身份所订契约引起的诉讼；
　　（二）因车辆、船舶或航空器在接受国内造成损害，第三者要求损害赔偿的诉讼；
　　（三）在接受国境内的私人不动产的诉讼，但以派遣国代表身份为领馆之用所拥有的不动产不在此列；
　　（四）私人继承所涉及的诉讼；
　　（五）公务范围外在接受国所进行的专业或商业活动所引起的诉讼。
　　二、除本条第一款所列案件外，接受国不得对领事官员采取执行措施。如对本条第一款所列案件采取执行措施，应不损害领事官员的人身和住宅不受侵犯权。
　　三、领馆行政技术人员和领馆服务人员执行公务的行为免受接受国司法或行政机关的管辖，但本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民事诉讼除外。

　　第三十六条　作证的义务
　　一、领事官员无以证人身份作证的义务。
　　二、领馆行政技术人员和领馆服务人员可被请在接受国司法或行政程序中到场作证。除本条第三款所述情形外，领馆行政技术人员和领馆服务人员不得拒绝作证。
　　三、领馆行政技术人员和领馆服务人员没有义务就其执行职务所涉及事项作证，或提供有关的公文或文件。领馆行政技术人员和领馆服务人员有权拒绝以鉴定人身份就派遣国的法律提供证词。
　　四、接受国主管当局要求领馆行政技术人员和领馆服务人员作证时，应避免妨碍其执行职务。在可能情况下，可在其寓所或领馆馆舍录取证词，或接受其书面陈述。

　　第三十七条　劳务和义务的免除
　　一、领馆成员应免除接受国任何形式的个人劳务、公共服务及军事义务。
　　二、领事官员和领馆行政技术人员应免除接受国法律规章关于外侨登记和居住许可所规定的一切义务。

　　第三十八条　财产免税
　　一、接受国应免除下列项目的一切捐税：
　　（一）以派遣国或其代表名义获得的领馆馆舍和领馆成员的住宅及其有关的交易或契据；
　　（二）专用于职务目的而获得的领馆的设备和交通工具以及这些财产的获得、占有或维修。
　　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不适用于：
　　（一）对特定服务的收费；
　　（二）与派遣国或其代表订立契约的人按照接受国法律规章应缴纳的捐税。

　　第三十九条　领馆成员的免税
　　一、领事官员和领馆行政技术人员应免纳接受国对人对物课征的一切国家、地区或市政的捐税，但下列项目除外：
　　（一）通常计入商品或劳务价格中的间接税；
　　（二）在接受国境内私有不动产的捐税，但本条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在此限；
　　（三）遗产税、继承税和让与税，但本条约第四十三条的规定除外；
　　（四）在接受国取得的职务范围外的私人收入的所得税；
　　（五）为提供特定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六）注册费、法院手续费或记录费、抵押税及印花税，但本条约第三十八条的规定除外。
　　二、领馆服务人员就其在领馆服务所得的工资，在接受国免纳捐税。

　　第四十条　关税和查验的免除
　　一、接受国依照本国法律规章应准许下列物品进出境，并免除一切关税，但保管、运输及类似服务费除外：
　　（一）领馆公务用品；
　　（二）领事官员的自用物品；
　　（三）领馆行政技术人员初到任时运入的自用物品，包括安家物品。
　　二、本条第一款第（二）、（三）项所述物品不得超过有关人员直接需要的数量。
　　三、领事官员的个人行李免受海关查验。接受国主管当局只有在有重大理由推定行李中装有不属本条第一款第（二）项所述物品，或为接受国法律规章禁止进出境的物品，或为检疫法规所管制的物品时，才可查验。查验必须在有关领事官员或其代表在场时进行。

　　第四十一条　家庭成员的特权和豁免
　　领事官员和领馆行政技术人员的家庭成员，分别享有领事官员和领馆行政技术人员根据本条约规定所享有的特权和豁免。领馆服务人员的家庭成员享有领馆服务人员根据本条约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所享有的特权和豁免，但身为接受国国民或永久居民或在接受国从事私人有偿职业者除外。

　　第四十二条　不享受特权和豁免的人员
　　一、除本条约第三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外，身为接受国国民或永久居民的领馆行政技术人员和领馆服务人员不享有本条约规定的特权和豁免。
　　二、本条第一款所述人员的家庭成员不享有本条约规定的特权和豁免。

　　第四十三条　领馆成员的遗产
　　领馆成员或其家庭成员死亡时，接受国应：
　　（一）准许将死者的动产运出境外，但死者在接受国境内获得的动产中，在其死亡时属于禁止出口的物品除外；
　　（二）免除死者的动产的遗产税和一切有关的捐税。

　　第四十四条　特权和豁免的开始及终止
　　一、领馆成员自进入接受国国境前往就任之时起享有本条约所规定的特权和豁免，其已在接受国境内的，自其就任领馆职务时起开始享有。
　　二、领馆成员的家庭成员自领馆成员享有特权和豁免之时起享有本条约规定的特权和豁免。如家庭成员在此之后才进入接受国或某人在此之后才成为其家庭成员，则自本人进入接受国国境之时起或成为家庭成员之时起享有。
　　三、领馆成员的职务如已终止，本人及其家庭成员的特权和豁免应于其离开接受国国境时或离境所需的合理期限完结时终止。领馆成员的家庭成员如不再是其家庭成员时，其特权和豁免随即终止，但如该人打算在合理期间内离开接受国，其特权和豁免可延续至其离境时为止。
　　四、如某一领馆成员死亡，其家庭成员的特权和豁免应于该家庭成员离开接受国国境之时或该家庭成员离境所需合理期限完结时终止。

　　第四十五条　特权和豁免的放弃
　　一、派遣国可放弃本条约第三十五条和第三十六条规定的有关人员所享有的任何一项特权和豁免。但每次放弃应明确表示，并书面通知接受国。
　　二、根据本条约规定享有管辖豁免的人员如就本可免受管辖的事项主动起诉，则不得对同本诉直接有关的反诉主张管辖豁免。
　　三、在民事或行政诉讼程序上放弃豁免，不得视为对司法判决执行的豁免亦默示放弃。放弃对司法判决执行的豁免必须另行书面通知。

　　　　　　　　　　　　　第五章　一般条款

　　第四十六条　尊重接受国法律规章
　　一、根据本条约享有特权和豁免的人员，在其特权和豁免不受妨碍的情况下，均负有尊重接受国法律规章，包括交通管理的法律规章的义务。他们也负有不干涉接受国内政的义务。
　　二、领馆馆舍不得用作任何与执行领事职务不相符合的用途。
　　三、领馆和领馆成员及其家庭成员应遵守接受国有关交通工具保险的法律规章。
　　四、凡从派遣国派入接受国的领馆成员除了执行职务外，不得在接受国内从事其他专业或商业活动。

　　第四十七条　使馆执行领事职务
　　一、派遣国驻接受国使馆可执行领事职务。本条约规定的领事官员的权利和义务，适用于派遣国委派执行领事职务的外交人员。
　　二、派遣国使馆应将执行领事职务的外交人员的姓名和职衔通知接受国外交部。
　　三、被委派执行领事职务的外交人员继续享有按其外交身份所享有的权利、便利、特权和豁免。

　　　　　　　　　　　　　第六章　最后条款

　　第四十八条　批准、生效和终止
　　一、本条约须经批准，批准书在伊斯兰堡互换。本条约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第三十天开始生效。
　　二、除非缔约一方在六个月前以书面方式通知缔约另一方要求终止本条约，则本条约应继续有效。
　　本条约于一九九二年十月七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编者注：缔约双方已互换批准书，本条约于一九九五年四月六日起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全权
　　　代　　　　　表　　　　　　　　　　代　　　　表
　　　　　徐敦信　　　　　　　　　穆罕默德·西迪克·汗·坎久
　　　　（签字）　　　　　　　　　　　　（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