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人民政府


贵州市人民政府令第37号


　　《贵州省有线电视管理办法》已经1998年2月23日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1998年4月1日起施行。

　　　　　　　　　　　　　　　　　　　　　　　　　　　　　　省长　吴亦侠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贵州省有线电视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有线电视管理，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务院《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有线电视，是指单独或混合利用电缆、光缆或者微波的特定频段传送电视节目的公共电视传输系统。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省行政区域内有线电视的管理。
　　军队、公安、国家安全、教育、气象部门用于自身业务范围的有线电视，按国家有关规定管理。


　　第四条　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有线电视工作。
　　县级以上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其职责协助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管理有线电视工作。


　　第五条　申请设立有线电视台，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广播电视覆盖网规划；
　　（二）有组织机构，专业人员不得少于15人；
　　（三）有稳定的经费来源；
　　（四）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广播电视技术设备；
　　（五）有固定的节目制作和播出场所；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六条　申请设立有线电视台的单位，应持申请报告和主管部门批文、有线电视台总体规划和工程技术方案，逐级报省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报国家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筹建。正式播出，必须持有《有线电视台许可证》。
　　使用微波和超短波频道进行信号传输的有线电视台（站），报省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归口审查后，向省无线电管理部门申请频率，并报送有关台（站）址、电磁环境测试和技术资料，由省无线电管理部门指配频率并办理有关审批手续。


　　第七条　有线电视台、行政区域有线电视网由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设立。
　　其他单位或个人不得申请设立有线电视台。


　　第八条　具备本办法第五条第（一）、（三）、（四）、（五）、（六）项条件的，可以申请设立有线电视站。
　　申请设立有线电视站的单位，应持申请报告和主管部门的批文、有线电视站总体规划和工程技术方案，逐级上报省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按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正式播出，必须持有《有线电视站许可证》。


　　第九条　申请设立共用天线系统的单位，应将共用天线系统的设计、施工方案报所在地县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条　设置共用天线系统，必须使用符合国家规定的传输设备和器材，配备管理人员，建立健全管理制度。


　　第十一条　有线电视开办单位，应对其管理范围内的线路和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和监测，保证节目信号正常传送；及时处理线路和设备故障，受理用户投诉和查询。


　　第十二条　有线电视台因故需要暂时停止播出的，应当经省以上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同意；有线电视站、共用天线系统因故需要暂时停止播出的，应当经所在地县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同意；未经批准连续停止播出超过30日的有线电视台（站）、共用天线系统，视为终止，由原审批机关注销。


　　第十三条　工程设计、安装单位承担有线电视台的工程设计、安装任务的，必须经省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发给《有线电视台设计（安装）许可证》。
　　工程设计、安装单位承担有线电视站、共用天线系统的设计、安装任务的，必须经县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发给《有线电视站、共用天线系统设计（安装）许可证》。
　　《有线电视台设计（安装）许可证》和《有线电视站、共用天线系统设计（安装）许可证》［以下简称设计（安装）许可证］由省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统一印制。
　　持有省外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发给的《有线电视台设计（安装）许可证》的单位，在贵州省境内施工，必须到省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有线电视系统涉及的建筑物、构筑物的设计和兴建，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持有设计（安装）许可证的单位，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施工前到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
　　（二）不得承接未经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有线电视工程设计、安装业务；
　　（三）有线电视工程竣工90日内，应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验收申请报告；
　　（四）设计（安装）许可证只限持证单位使用，不得转让或借用。


　　第十五条　有线电视工程竣工后，由省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组织或委托有关部门验收。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验收标准，由省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第十六条　开办有线电视必须遵守国务院《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和《贵州省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中关于广播电视节目的各项规定，同时还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安排专用频道完整地传送中央电视台和贵州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二）共用天线系统只能接收境内电视节目，不得接收境外电视节目和播放自制电视节目、影视节目制品；
　　（三）播放境外影视剧不得违反国家和省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
　　（四）建立健全节目审查、播放管理制度，按月编制播出计划，并按管理权限报所在地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备案；
　　（五）播放的影视节目制品，必须贴有《贵州省有线电视节目准播证》，并不得私自翻录、出售、出租、交换或转借，不得在无线电视台、录像放映单位播放。


　　第十七条　单位或个人经批准设立的卫生地面接收设施，只能收转境内电视节目。
　　教育、科研、新闻、金融、经贸、涉外宾馆等单位确需收转境外电视节目的，必须按照《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办理手续。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第十五条第一款和第十六条第二项、第五项规定的，由县以上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国务院《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贵州省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和《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由无线电管理部门依法处罚。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五款规定的，由县以上建设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罚。


　　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用户不能正常收看电视节目的，县以上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可视情节轻重，责令开办单位限期整改；对拒不整改，用户长期不能正常收看电视，造成恶劣影响的，可给予警告，建议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对其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用户也可按国家有关规定，要求开办单位赔偿经济损失。


　　第二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省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1998年4月1日起施行。


　　□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游 伟

　　动用刑罚手段控制危害性行为，其本身就可以看做是一把“双刃之剑”。使用重刑，更是利弊鲜明。重刑之利，在于能在较短的时期内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平复人心，使恶性犯罪得以及时收敛，并迎合“嫉恶如仇”的传统民族文化心理欲求。但是，从长远角度上看，其弊一定远大于利。

刑事法理论认为，刑罚的轻重，必须通过衡量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后，方能做出判断和确定。罪刑相当是罪刑内在比例关系的要求，也是社会一般公平、正义观念的反映。重刑虽可以威慑，重刑趋势之下通常也不绝对排斥某些特殊情况下轻刑适用，但总体来说，重刑威慑思想是强调通过片面提高刑罚强度的方式去实现控制犯罪的目的。由此，重刑就必然造成罪刑关系的失衡，罪刑间的等价关系也会受损。其明显的不利后果，是容易削弱人们对刑法的尊重感。

事实上，社会认同感是刑罚发挥有效功能的基础，而刑罚适用要获得人们的认同，就必须是公正的，也即罪刑关系要符合公正、合理的价值。由于公众是基于社会一般正义观念去评价罪刑关系，社会正义观念又受到等价关系的制约，因此，人们其实就是运用等价观念去评判罪与刑的关系。刑罚必须与其犯罪所造成的危害程度相当，这就成为刑罚得到公众理解和支持的基础，也只有这样，刑罚才可能发挥教育、感化的正向作用。过重的刑罚必然与公众的普遍正义、公平观念相悖，会使公众对刑罚的依据产生怀疑。

马克思曾说:“一般说来，刑罚应该是一种感化或恫吓的手段。可是，有什么权利用惩罚一个人来感化或恫吓其他的人呢？”况且历史和统计科学非常清楚地证明，“利用刑罚来感化或恫吓世界就从来没有成功过”。重刑威慑所产生的，不仅是公众对刑法尊重感的削弱，甚至可能产生对罪犯的同情。

过重的刑罚还容易促使刑罚的功能贬值。因为刑罚似乎天然就具有惩罚与威胁的功能，对于已然犯罪，惩罚具有报应性，适度的刑罚会使犯罪人产生痛苦和后悔心理，使其感到罪有应得。与罪行相适应的刑罚，反映了这样一种受人尊重的判断，即被惩罚的行为是错误的。将受惩罚者视为犯错误者，这对于惩罚观念具有决定性意义。而过重的刑罚，则激发不起这种“错误”认识，反而容易令人觉得刑罚对他不公，这在犯罪人心理上产生的将不是后悔和痛苦，而是对刑罚制度甚至是对整个社会仇恨的加剧。为了补偿过重刑罚所造成的失衡心理，他们往往会再度实施犯罪。

意大利学者贝卡利亚就曾指出，严峻的刑罚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罪犯所面临的恶果越大，也就越敢于规避刑罚。为了摆脱对一次罪行的刑罚，人们会犯下更多的罪行。刑罚最残酷的国家和年代，往往就是不法行为最血腥、最不人道的国家和年代。残酷的法律会通过恐惧、模仿或培养复仇精神使人变得残酷。在重刑思想影响下，面对犯罪率上升、社会治安恶化状态，人们常常本能地把原因归结于惩罚不够、打击不力，从而主张继续加大刑罚量，因而导致恶性循环，出现整体法定刑和刑罚投入量的攀比上升。难怪犯罪学家菲利会说:“用暴力来矫正暴力总不是一种好办法。在中世纪，刑罚很严酷，但犯罪也同样残忍。社会在与犯罪的残暴之间的斗争失去效力时，便会恶性循环。”在这一方面，我国多年来持续不断的重刑适用倡导及行动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住恶性犯罪率的上升，或许也是一个极好的明证。

对犯罪人的重罚不应成为控制其他犯罪的手段，这是不能把人作为“工具”的人本主义思想在刑事法领域中的要求，也是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过于严厉的刑罚不可能具有道德劝诫作用，为了恢复刑罚的正常功能，严厉的刑罚确实应当开始考虑它的边界和限度。

现代犯罪学的研究成果表明，犯罪是社会诸种病症及犯罪者个人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预防犯罪的手段不可能是单一的，对由社会综合原因铸就的犯罪，理应通过对综合治理的方式去控制。动辄诉诸刑罚甚至适用重刑，是社会推卸自身责任的一种表现，更是缺乏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

重刑威慑主义者普遍都过分的推崇刑罚在预防犯罪中的作用。在重刑观念的影响下，整个社会对刑罚会产生一种普遍的不正常期待和心理依赖。当出现某种危害行为时，首先的反应不是通过相关制度的建设与完善，从根源上去寻找原因及治理措施，而是动用刑罚、使用重刑。我以为，崇尚重刑威慑必然会忽视社会相关制度的漏洞和弥补。严刑峻法会妨碍到人们寻求科学犯罪对策的种种努力，在犯罪现象产生或出现增量发展时，人们非常容易产生某种直观错觉，并采取最为简单的补救行动，那就是刑法典的犯罪化修订或者司法上的重刑适用。不过，即使这种方法真的有效(其实也非常可疑)，也难免具有忽视尽管困难但更有意义的预防性、社会性的防治措施的问题。

犯罪既然是社会诸种综合病症的反映，就决定了治理犯罪的方法也应该是多元、综合的。发挥刑罚的预防功能是该系统工具中的一种，虽然重要，但并不是最主要的。这是因为，刑罚只能在有限的程度和范围内产生预防和减少犯罪的作用，那种寄希望于重刑威慑而禁奸止过的主张，是刑罚观念中的一大误区。抗制犯罪的根本途径在于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的进步和完善，在于人的价值观的提升。因此，通过推行各种良好的社会政策，努力创造优良的社会环境，才有可能最终形成遏制犯罪的社会机制。而在这点上，国外的经验值得重视。比如美国就认识到不能指望刑事司法制度承担控制犯罪的全部职责。因此，在犯罪预防上，就采取了三种策略:一是采取减少犯罪的潜在目标的办法达到减少犯罪机会的目的;二是对加强社区的社会控制和秩序，以促进居民的安全感和对社区生活的满意度;三是采取非刑事化策略(社区矫治轻度犯罪)和立法威慑策略(对特别严重的罪行和惯犯加重惩罚)。

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施耐德在比较了日、德两国犯罪及其控制情况后说:“最有效的刑事政策是人道的刑事政策。罪犯必须恰当地被惩罚，必须与他所造成的损害相当……社会必须逐步参与对犯罪的共同治理”。刑事司法制度只有在通过保持完整的社会团体非正式控制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并获得成功。我想，这样的思想和方法，或许真的值得我们很好地加以思索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