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 秘鲁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秘鲁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４年６月９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秘鲁共和国政府（以下称“缔约双方”），为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创造有利条件，认识到相互鼓励、促进和保护此种投资将有助于促进投资者投资的积极性和增进两国的繁荣，愿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加强两国间的经济合作，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本协定内：
　　一、“投资”一词系指缔约一方投资者依照缔约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所投入的各种财产。特别是，但不限于：
　　（一）动产、不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利，如抵押权、质权；
　　（二）公司的股份、股票和任何其他形式的参股；
　　（三）金钱请求权或任何其他具有经济价值的行为请求权；
　　（四）著作权、工业产权、专有技术和工艺流程；
　　（五）依照法律或通过合同授予的特许权，包括勘探和开发自然资源的特许权。
　　二、“投资者”一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系指：
　　（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拥有其国籍的自然人；
　　（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其住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内的经济组织；
　　在秘鲁共和国方面，系指：
　　（一）依照秘鲁共和国法律具有其国籍的自然人；
　　（二）依照秘鲁共和国法律设立，其住所在秘鲁共和国领土内的所有法人。包括直接或间接由秘鲁共和国国民控制的，在本协定规定范围内进行经济活动的民营公司、商业公司和其他具有或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组织。
　　三、“收益”一词系指由投资所产生的款项，如利润、股息、利息、提成费和其他合法收入。

　　第二条
　　一、缔约一方应鼓励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在其领土内投资，并依照其法律和法规接受此种投资。
　　二、缔约一方应依照其法律和法规为在其领土内从事与投资有关活动的缔约另一方国民获得签证和工作许可提供帮助和便利。

　　第三条
　　一、缔约任何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和与投资有关的活动应受到公正与公平的待遇和保护。
　　二、本条第一款所述的待遇和保护，应不低于给予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投资和与投资有关的活动的待遇和保护。
　　三、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所述的待遇和保护，不应包括缔约另一方依照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经济联盟、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和为了方便边境贸易而给予第三国投资者的投资的任何优惠待遇。

　　第四条
　　一、缔约任何一方不应对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在其领土内的投资采取征收、国有化或其他类似措施（以下称“征收”），除非符合下列条件：
　　（一）为了公共利益；
　　（二）依照国内法律程序；
　　（三）非歧视性的；
　　（四）给予补偿。
　　二、本条第一款（四）所述的补偿，应等于宣布征收前一刻被征收的投资财产的价值，应是可以兑换和自由转移的，补偿的支付不应无故迟延。

　　第五条　缔约任何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由于战争、全国紧急状态、暴乱、骚乱或其他类似事件而使其投资遭受损失，若缔约另一方采取有关等措施，其给予该投资者的待遇不应低于给予第三国投资者的待遇。

　　第六条
　　一、缔约任何一方应在其法律和法规的管辖下，保证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转移在其领土内的投资和收益，包括：
　　（一）利润、股息、利息及其他合法收入；
　　（二）投资的全部或部分清算款项；
　　（三）与投资有关的贷款协议的偿还款项；
　　（四）本协定第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的提成费；
　　（五）技术援助或技术服务费、管理费；
　　（六）与投资有关的承包工程的支付款项；
　　（七）在缔约一方领土内从事与投资有关活动的缔约另一方国民的收入。
　　二、上述转移应依照转移之日接受投资缔约一方通行的汇率进行。

　　第七条　如果缔约一方或其代理机构对其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某项投资做了担保，并据此向投资者做了支付，缔约另一方应承认该投资者的权利或请求权转让给了缔约一方或其代理机构，并承认缔约一方或其代理机构对上述权利或请求权的代位。代位的权利或请求权不得超过原投资者的原有权利或请求权。

　　第八条
　　一、缔约一方的投资者与缔约另一方之间就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产生的任何争议应尽量由当事方友好协商解决。
　　二、如争议在六个月内未能协商解决，当事任何一方有权将争议提交接受投资的缔约一方有管辖权的法院。
　　三、如涉及征收补偿款额的争议，在诉诸本条第一款的程序后六个月内仍未能解决，可应任何一方的要求，将争议提交根据一九六五年三月十八日在华盛顿签署的《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设立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进行仲裁。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和缔约另一方之间有关其他事项的争议，经双方同意，可提交该中心。如有关投资者诉诸了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程序，本款规定不应适用。
　　四、该中心应根据接受投资缔约一方的法律（包括其冲突法规则）、本协定的规定以及普遍承认的缔约双方均接受的国际法原则做出裁决。

　　第九条
　　一、缔约双方对本协定的解释或适用所产生的争端应尽可能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
　　二、如在六个月内通过协商不能解决争端，根据缔约任何一方的要求，可将争端提交专设仲裁庭。
　　三、专设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缔约双方应在缔约一方收到缔约另一方要求仲裁的书面通知之日起的两个月内各委派一名仲裁员。该两名仲裁员应在其后的两个月内共同推举一名与缔约双方均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国民为第三名仲裁员，并由缔约双方任命为首席仲裁员。
　　四、如果在收到要求仲裁的书面通知后四个月内专设仲裁庭尚未组成，缔约双方间又无其他约定，缔约任何一方可以提请国际法院院长任命尚未委派的仲裁员。
　　如果国际法院院长是缔约任何一方的国民，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履行此项任命，应请国际法院中非缔约任何一方国民的资深法官履行此项任命。
　　五、专设仲裁庭应自行制定其程序规则。仲裁庭应依照本协定的规定和缔约双方均接受的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原则做出裁决。
　　六、仲裁庭的裁决以多数票做出。裁决是终局的，对缔约双方具有拘束力。应缔约任何一方的请求，专设仲裁庭应说明其做出裁决的理由。
　　七、缔约双方应负担各自委派的仲裁员和出席仲裁程序的有关费用。首席仲裁员和专设仲裁庭的有关费用由缔约双方平均负担。

　　第十条　如果缔约一方根据其法律和法规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的投资或与投资有关的活动的待遇较本协定的待遇更为优惠，应从优适用。

　　第十一条　本协定适用于在其生效之前或之后缔约任何一方投资者依照缔约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在缔约另一方的领土内进行的投资。

　　第十二条
　　一、缔约双方代表为下述目的应不时进行会谈：
　　（一）审查本协定的执行情况；
　　（二）交换法律情报和投资机会；
　　（三）提出促进投资的建议；
　　（四）研究与投资有关的其他事宜。
　　二、若缔约任何一方提出就本条第一款所列的任何事宜进行磋商，缔约另一方应及时做出反应。磋商可轮流在北京和利马举行。

　　第十三条
　　一、本协定自缔约双方完成各自国内法律程序并以书面形式相互通知之日起下一个月的第一天开始生效，有效期为十年。
　　二、如缔约任何一方未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有效期期满前一年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终止本协定，本协定将继续有效。
　　三、本协定第一个十年有效期满后，缔约任何一方可随时终止本协定，但至少应提前一年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
　　四、第一至第十二条的规定对本协定终止之日前进行的投资应继续适用十五年。
　　由双方政府正式授权其各自代表签署本协定，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一九九四年六月九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西班牙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若解释上发生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秘鲁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钱其琛　　　　　　　　　　埃弗拉因·戈登堡·谢雷贝尔
　　　　（签字）　　　　　　　　　　　　　　（签字）

　附件：　　　　　　　　　　　议定书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秘鲁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签署之际，双方签字人议定如下内容，作为本协定的组成部分：
　　关于第三条：
　　除该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外，在秘鲁共和国境内进行的投资还应享受不低于给予秘鲁共和国的投资者的投资的待遇。
　　关于第五条：
　　除该条的规定外，在秘鲁共和国境内进行投资的投资者还应享受不低于给予秘鲁共和国的投资者的待遇。
　　本议定书于一九九四年六月九日在北京签署。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西班牙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若解释上发生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秘鲁共和国政府
　　　　　代表　　　　　　　　　　　　代　　　表
　　　　钱其琛　　　　　　　　　埃弗拉因·戈登堡·谢雷贝尔
　　　　（签字）　　　　　　　　　　　　（签字）
讨论如何修正中国股票市场制度

王胜宇


　　一、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创新的几点战略思路：
　　1．发展模式由“政府控制型”向“市场取向型”演进，中国股票市场是为适应经济转轨的需要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具有典型的政府推动和行政调控的特点，股票市场成为“可调节”、“可控制”的市场，政府调控型市场发展模式与市场运行内在规律发生冲突，使股票市场的运行风险加大，投资者理性预期被扭曲，股票市场在很大程度演变为国有企业脱贫的圈钱场所。受强制变迁模式的制约，要全面推进股票市场的市场化进程，必须对政府在市场的行为边界予以严格界定，将政府在股票市场的行政功能置于市场规则和制度的约束下，保持市场监管部门的独立性，释放长期受抑制的市场能量，把本该市场完成的事情还给市场，使企业结构调整过程成为寻求最能实现资本增值，进而显现社会资源合理而高效的配置过程。以市场发展为导向的股票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市场“信号”成为有效传导，通过市场运行机制和定价机制，提高股票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市场监管明确的角色定位，也是推进市场进程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当前的重点是要调整好市场监管层的行为机制和行为方式，以建立起有效的市场主体秩序、行为秩序和监管秩序。市场监管层必须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质性保护作为工作出发点，把预防和惩处市场操纵或欺诈作为主要目标，确保市场的流动性和透明性，把市场信息的有效性作为监管重点，才能实现股票市场的三公原则。只有在市场监管部门的行为边界清晰界定的前提下，上市公司的行为才能由失范走向规范；合理而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才能置于外部的市场制度的约束之下:中介机构刁‘能秉承诚信原则组织中介活动:投资者才’能按照市场走势、公司业绩和其发展潜力决定投资行为，形成稳定的投资预期，整个市场的信用机制在稳定的制度框架下运作。同时还要努力提高监管机构的监管透明度，避免出现监管措施失当而人为放大市场价格的波动幅度，增加市场风险。
　　2．功能定位由筹资型向资源配置效率型演进，中国股票市场现阶段依然表现在片面的筹资定位。股票市场的这种功能定位，导致市场功能长期锁定在筹资层次上，优化配置功能则受到极大的限制，单纯筹资和利用思维模式，致使由于制度缺陷加大市场风险。股票市场除筹资功能外，还具有推动企业制度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经营效率等功能，而且后几项功能随着企业上市和手中握有的大量现金流日益显出重要性。在当前上市公司整体经营效益不佳的情况下，不应在过分强调股票市场的筹资功能，应提倡制度改革和资源配置。将资源配置和制度创新作为股票市场的首要功能。为此，必须矫正股票市场现有的功能定位，以制度创新和改革为契机，把企业素质、业绩和潜在发展能力作为公司能否上市的第一标准，让有发展潜力的企业成为国民经济和股票市场的基础，必须加强股票市场的监督，确保投资者尤其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严厉打击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等犯罪活动: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强化股票市场公平定价和优胜劣汰的功能，使得符合国民经济健康高效发展需要的企业能够依托股票市场发展壮大。即使从融资角度分析，也要努力矫正上市公司对股权融资的过分偏好，硬化股权融资的成本约束和对公司治理结构的约束力，在国有股减持的基础上，发挥投资者用脚和用手投票的机制，提高股权融资的成本曲线。需要强调的是，目前理论界对筹资理解上的偏差，也给个别利益主体带来了不应有的思想混乱。筹资的含义仅仅是资金的筹集，而融资不仅包括资金的筹集，还具有筹资方式及其比例关系所引致的成本比较，以及对公司治理结构安排的影响，这在资本结构理论中有深刻论述。当前上市公司之所以把融资问题简单地看成筹资问题，主要在于股权结构凝固化和不合理，股权融资的成本被抑制很低:一旦国有股一股独大问题解决，股权融资的隐性成本和治理结构问题就会显现出来，所以从上市公司角度分析，股票市场的市场化进程首先表现由筹资向融资的归位过程。
　　3．市场目标由国企改革服务型向国民经济服务型演进，所有制歧视一直是影响中国股票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中国股票市场除企业融资、证券定价和优化资源配置以外，还具有特殊的功能-一为国有企业改制服务。长期以来，为国企改制服务有进一步演变为筹资服务和脱贫解困的工具，改制的作用则体现不够充分。国有企业改组上市的公司，即使效益不断下滑而缺少投资价值，但由于壳资源的占有为庄家操纵提供契机。股票市场本身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不应有姓资和姓社之分，政府和监管层应放弃所有制标准，全面引入市场化机制，根据市场准则制定和选择能够上市的企业，加快非国有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融资上市步伐，真正实现股票市场对绩优企业的扶持作用。
　　二、微观制度修正
　　在中国的股票市场上，各种人为因素造成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价格上的巨大差异，使相当一部分投资者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一级市场的新股申购上，造成一级市场长期大规模的资金沉淀．同样，二级市场由于信息不畅，行政干预等使得大量投机行为充斥其中，市场比较混乱等多种问题．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分别对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进行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市场混乱的问题．
　　1．一级市场的深化
　　（1）发行结构的深化。对于发行结构，最终的出路在于同股同权，在于国有股、法人股的流通及与社会公众股的并轨。从目前的情况看，出现了以亏损上市公司为主体的重组热潮，其形式主要是国有股、发起人股和法人股的转让。有的学者称之为“准兼并”，因为这是基于国有股、法人股不上市流通而实施的对二级市场兼并机制的一种替代，也可以说是国有股、法人股的变相流通或准流通。尽管它只能以场外交易的方式进行并带有浓厚的“买壳上市”和行政色彩，但不可否认“用手投票”的改进，特别是那些注入民营资本的企业，由此带来提升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预期使得“用脚投票”的监控性有所增效。当然，发行结构的深化是多渠道的，还可以根据各家上市公司所处行业的特点，将部分国有股、法人股改为优先股、可转换债券或经辅导后直接上市。
　　（2）发行规模的深化。对于发行规模，最终的出路在于取消额度管理，实行真正的核准制。为此，应将发行审批权统一收归中国证监会，制定明确高标准又容易验证的资格制度，并在深化发行结构的基础上使上市公司承担被兼并、被停牌破产的风险成本。这样使供求趋于平衡，从而额度将逐步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应该构建多层次的市场结构，引导中国股票市场向纵深发展。如酝酿中的“二板市场”，在“统一市场监管”的前提下，还要完善和发展柜台交易并把它纳入集中交易轨道。由此形成“不同级别”的市场格局各有其适用范围和服务功能，相互衔接、相互补充。
　　（3）发行价格的深化。对于发行价格、应随行就市，真正反映其内在价值并与二级市场有机衔接。从各国的经验来看，竞价发行是一种较为普遍和规范的做法。竞价首先是证券商之间承销权的竞争，出价最高者获得主承销资格，而不是由行政单位指定或者凭某种关系商定，然后，承销商再向社会公众配售，其形式可以是以固定价格零售、组织承销团或竞价发行。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的证券公司存在着机构过多、规模过小、抗风险能力弱、业务分布雷同等致命弱点，难以保证竞价发行有序、高效、公平，因而需要进行改造和整合，其形式主要有机构或业务合并、收购银行下属信托公司、系统内部整合、改制或重新组建，同时可根据各个券商的实力状况划分成若干等级，并鼓励其进行市场细分，逐步形成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
　　2．二级市场的回归
　　二级市场要走出泡沫怪圈，就必须使非理性的炒作投机向理性的监控性投机回归。这除了深化一级市场，还要解决价格操纵、信息披露不规范、政府干预等问题。
　　（1）三管齐下，治理价格操纵。首先，减少违规资金入市，加大对股市违规行为的打击。1998年7月1日实施的《证券法》对操纵股市、炒作股价的惩罚已有了相关规定，同时，证券犯罪被正式载入新《刑法》，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要加大执法的力度。另一方面，要开辟规范、可监控的投融资渠道，对银行在激励改进的基础上建立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间有序的资金传导机制，对于券商应允许通过股份制改组和增资扩股，选择部分实力雄厚、声誉卓著的证券公司在严格评级的基础上公开发行投资银行债券。其次，应在规范的基础上逐步培育理性的机构投资者，其中的要素在于合法的资金来源、合理的制度构造、透明的信息发布体系、完备而有效的监管等。从目前的情况看，政府主要扶持投资基金的发展，1997年11月正式颁布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1998年以来又公开发行(上市)了开元、金泰、兴华三只基金，可以说在二级市场的回归路上已经迈出实质性的一步。另一方面，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养老基金等在我国也方兴未艾，应积极引导它们成为理性投资者。此外，要通过扩容、国有股法人股流通及上大盘股等渠道改善市场结构。
　　（2）规范和完善信息披露。一方面，对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问题首先应追究经营者的责任，以违规者的最终违规成本大于其收益的原则加强惩处力度，予以取消配股权直至摘牌的处罚；其次，政府应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的立法工作，特别是尽快完善《证券法》，并严格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第三，推动会计职业规范发展并走向成熟，这一方面政府和社会要加强对注册会计师的监管，提高它们的风险程度；另一方面还应引导会计师事务所加强行业自律，使其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
　　（3）弱化政府干预。随着一级市场的深化，政府与投资者之间相互制肘的关系应逐步理清。鉴于投资者的非理性预期还可能惯性存在，政府千万要坚持得住、始终如一，切忌将监管作为调控手段，尤其应摒弃直接救市、压市的做法。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