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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深圳检方关于机场女清结工梁丽的不起诉决定
　
龙城飞将


　　刚才回到家里，从信报箱里拿出《南方都市报》，看到头版大篇幅标题：《深圳检察：女工“捡”金，定性“侵占”，不予公诉》 。此前，我与国内许多民众一样，对这一案件更大的担心是把当事人的错误当成犯罪，把本应对其进行批评教育换成刑罚。对此消息，我感到松了一口气。

　　深圳检方不起诉的决定是英明的

　　据报导，深圳宝安区检察院认为，在审查起诉阶段，经对全案的事实证据进行审查研究，梁丽的行为虽然也有盗窃的特征，但构成盗窃罪的证据不足，更符合侵占罪构成特征。根据“刑疑惟轻”的原则，从有利于梁丽的角度出发，认定梁丽不构成盗窃罪。更符合侵占罪特征，属自诉案件，是否起诉要看珠宝公司。

　　检方查明，2008年12月9日8时20分许，东莞某珠宝公司员工王某来到深圳机场B号候机楼19号柜台前办理行李托运手续。由于托运行李内装有黄金饰品，值机员告知需要到10号柜台找值班主任才能办理。
　　王某当即前往22米外的10号柜台，却将行李手推车单独停放在19号柜台前1米的黄线处，一个装有14555.37克黄金首饰的小纸箱放在行李手推车上方的篮子内。
　　此时，机场清洁工梁丽经过19号柜台，将小纸箱搬到其清洁手推车底层，后将小纸箱存放在大厅北侧16号男洗手间供体弱人士使用的厕所内。
　　4分钟后，王某返回19号柜台，发现行李手推车及车上的纸箱不见了，经向机场工作人员询问无果后报警。
　　一个多小时后，即当天的9时40分许，梁丽吃早餐时告诉同事，捡到一个比较重的纸箱。随后，经梁丽同意，同事马某、曹某两人来将纸箱打开，见到是黄金首饰后分两次从中取走两包。
　　10时许，曹某告诉梁丽纸箱内可能是黄金首饰，梁丽将纸箱放到自己的清洁手推车底层后离开，并从纸箱内取出一件首饰交由同事韩某到候机楼的黄金首饰店鉴别。后韩某告知梁丽是黄金首饰。
　　当天14时许，也就是梁丽“拾”到这个小纸箱6个小时后，梁丽下班，将该纸箱带回住处放在床底下，另取出一部分黄金首饰放入其丈夫放在床边的衣服口袋内。16时许，曹某找到梁丽，告知机场有旅客丢失黄金并已报警。
　　18时许，民警到梁丽家中询问其是否从机场带回物品，梁丽否认，民警遂对其进行劝说。床下存放的纸箱被民警发现后，梁丽承认该纸箱就是从机场带回的。民警发现箱子已被打开，内装物品不完整，继续追问是否还有首饰未交出，梁丽否认。民警随后从梁丽丈夫的衣服口袋内查获另一部分黄金首饰。
　　从梁丽处查获的黄金首饰总重13599.1克，价值人民币2893922元。同日，公安机关又先后从曹某、马某家中查获二人拿走的黄金首饰，共重819 .78克，价值人民币172152元。尚有136.49克黄金首饰去向不明。
　　经查，梁丽违反了机场管理规定：一是清洁工不能推机场的行李小推车，不能拿小推车上的物品；二是在机场发现和拾得遗失物应上交，不能带出机场。这两个规定梁丽本人参加过培训，应该知晓。
　　梁丽曾为自己辩解，有一女子急登机落下黄金。检方回复说录像显示无此乘客。梁丽辩解说她是在垃圾桶旁“捡”到黄金。检方回复说最近垃圾桶在11米外。梁丽辩解说她“捡金”后等了三四分钟，没人来取，她疑为旅客不要才搬走的。检方回复说，她半分钟内就拿走了“金箱”。梁丽曾表示，在民警到达她家后主动交出了黄金。检方称，调查显示涉案赃物并非梁丽主动上交给民警，而是在民警发现后被迫承认并交出的。
　　从以上检方所描述的过程，不能证明梁丽是蓄意从别人控制中“秘密地窃取”，而是拾得别人暂时没有看管到的物品。说这种行为是盗窃实在是牵强，所以我认为深圳宝安检方的不起诉决定是正确的，是值得提倡的。
　　前段时间人们担心，若以盗窃罪起诉，梁丽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不起诉与终身监禁，这在刑罚的量上是多么大的差距呀。人们感到最不平的就是把犯错误当成犯罪，把应受道德教育当成是刑罚加身。
深圳检方这一决定是英明的，这一决定既遵守了法律的根本规定，既严格地依照法律的规定和事实进行审判，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证据不充分即疑罪从无。这一做法深得民心。

　　梁丽的行为不符合侵占罪特征

　　根据检方对案件的描述，梁丽的行为并不构成侵占罪。当警察找到她家时，她就交出了“捡”来的黄金首饰纸箱，尽管有点不情愿，不十分爽快。
　　我国刑法理论与法的规定都有谦抑性的规定。一个事件，能用民法和刑法处理的，尽量用民法。必须用刑法处理的，有减轻处罚的情节，则予以减轻。
　　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梁丽的行为亦不能构成侵占罪。
　　刑法第二百七十条规定，将他人遗忘物或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依照前款（侵占罪）的规定处罚。
　　东莞的珠宝公司也不能以侵占罪起诉梁丽。即使起诉了，法院也不应当受理。即使受理了，法院也不应当判刑。因为，梁丽并没有“拒不交出”。
　　第一种情况：民警到了梁丽家，找到并取回了这箱黄金首饰，梁丽就不是“拒不交出”。
　　第二种情况：若当时民警找梁丽要，梁丽拒不交出。此时应当是东莞的首饰公司以不当得利进行民事诉讼。民事诉讼判决后，若梁丽交出了这批首饰，同样不能定性为她“拒不交出”。
　　第三种情况：若民事判决生效后，梁丽仍不交出。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认定梁丽是“拒不交出”。此时东莞公司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同时它还可以向法院自诉请求法院以侵占罪名判决梁丽。若东莞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找到了这批黄金首饰，它就没有必要再进行刑事自诉了，因为它追回珠宝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而且根据刑法谦抑性的原则，此时也没有必要再以刑法调整梁丽的行为了。

　　对一些专家意见的评价

　　2009年5月16日，深圳律协以此句破题，召集了一批律师和法律专家，专门针对本报率先报道的梁丽案进行了讨论。专家们各自发表了不同看法 。在此就这些观点进行评述：

　　焦点一：是否秘密窃取

　　方律师认为，梁丽“捡”到小纸箱是放在一个公共场所里面的，她事后也一直告诉同事，其行为谈不上“秘密窃取”。
　　蔡律师认为，秘密窃取是以被害人是否知道来判定的，只要被害人不知道就属于“秘密窃取”。
我认为，方律师的观点正确，蔡律师的观点牵强。因为，第一，梁丽并不是事先蓄谋窃取这批珠宝，她本人并不知道纸箱中装的是什么。第二，当东莞公司的员工前往另一个柜台时，他就脱离了对自己物品的照看，此时梁丽拿到就是“拾得”，而不是蓄意“窃取”。第三，窃取的行为人都是怕人知道，而梁丽是在公共的场所拾得，并且事后告诉同事，且拿到黄金首饰商店进行鉴定，足见其主观上并没有窃取的意愿，只是把它当做拾得物来看待。

　　焦点二：是否非法占有

　　方律师认为，梁丽并没有从一开始就产生非法占有的目的，她是把那个纸箱当成遗弃物拿走的，没有意识到纸箱里装有数额较大的财物。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民事司法救助制度

周成泓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0031）

[摘 要] 建设和谐社会要求做到社会公平，实行民事司法救助是达到社会公平的一条重要途径。我国的民事司法救助制度虽然已有一定的发展，但仍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事司法制度；改革

自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来之后，建设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行各业的不断努力，需要我们不断完善各项制度。本文按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来探讨一下如何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民事司法救助制度，文中不足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和谐社会、社会公平与司法救助
和谐是一个关系范畴，是指事物之间协调、均衡、有序的状态。社会和谐作为社会存在的一种状态，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主要表现为社会结构内部（即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和外部（各国家民族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包括个人之间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和谐以及人的身心（身体与心灵之间）的和谐等。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新型的和谐社会，它按照社会主义本质和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以共同富裕、民主文明、公正平等、互助合作等为根本的价值目标，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
社会和谐与社会公平密不可分，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立足于公平的基本理念与规则，才有可能既增强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又提升社会的整合程度，实现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达到社会的和谐。而何谓社会公平？我们以为，从静态的角度看，社会公平是就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而言的，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既有经济地位，又有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还有人格地位等。与此相联系，社会公平应包括社会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政治文化地位平等以及人格平等四个方面。从动态的角度看，社会公平表现在三个方面：条件、机会和结果，或者说是起点、过程和终点。社会条件的公平或平等意味着人们在相同的基础上从事活动，或者说由此出发的社会条件是相同的；机会平等就是均分活动的可能性，社会上的每个职位向所有人开放，使每个人都具有同等的选择职位的权利；最后，结果上的平等就是指人们的行动所产生的结果相同。一般而言，绝对的社会公平是不可能达到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通过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使个人的起点及最后的结果之差尽量缩小，对机会平等的保障才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关键。社会公平的保障是通过社会利益的保障和衡平来实现的。囿于主题，本文只谈“社会利益”中的经济利益。
社会利益的保障和衡平在现代民主国家里主要是通过国家法律制度实现的，它可分为实体法律衡平和程序法律衡平。实体法律部衡平是指国家以法定形式确认社会利益衡平对象享受国家经济保障的条件及应得经济利益的数量和形式，使弱势群体的实体权利于法有据，并转化为合法权益，而无须受到权力部门或权力个人的摆布与侵害；程序法律衡平是指弱势群体法定权益应按何种法定程序去实现，如何解决实现过程中的争端。法律进行利益衡平是通过为各法律主体设定权利义务来实现的。若是法律权利分配不平等，或者法律权利无法实际行使，就会产生利益格局的失衡，从而引发各种矛盾和纷争。据统计，直到今天我国仍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和5000余万处于城镇农村最低保障线以下的困难群众[1]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机制均需要一定的经济成本。当经济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如因经济因素制约而无法诉诸法律，无法接近司法，就可能采取法律之外的非合法手段来解决，从而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另一方面，我国的诉讼费用居高不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有的学者论证，我国是目前世界上诉讼费用最高的国家[2]。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体系日趋复杂，法律事务也日益专业化，公民进行诉讼的各项花费也将越来越大，这就更加剧了经济困难群众接近司法的难度。因此，对这些经济困难群众进行帮助，使他们不因经济原因而使其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障，就是我们现阶段的一个重要任务，这是实现司法公正、保障人权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司法救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根据2005年4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以下简称）第2条规定，司法救助，是指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行政诉讼，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实行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和免交。
司法救助是一项人道的、正义的阳光事业，但在我国起步较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始受重视。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中才有了关于案件免交、缓交和减交的规定，这实际上是新中国最早的司法救助。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补充规定》第4条第2款正式提出了“司法救助”的概念。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以下简称旧）对我国的司法救助制度作了初步系统的规定，2005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对该《规定》（以下简称新）进行了修订，使之更加完善。
（一）司法救助的适用主体
根据新《规定》，我国司法救助的适用对象共有14类，与旧《规定》所规定的11类相比，新《规定》扩大了司法救助的主体范围，适应了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与中央“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是相一致的，主要体现在：（1）近年来，由于建设市场经济而导致社会整体道德水平滑坡，见义勇为者受伤或牺牲后，本人及其家庭经济困难的现象时有发生，向受益人追索必要的赔偿或补偿，却很困难。因此，《规定》将“因见义勇为或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致使自己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本人或者近亲属请求赔偿或经济补偿”的诉讼，列入司法救助范围，这有利于彰显社会正义，弘扬正气，提高社会道德水准，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2）目前，我国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初期，进城务工人员较多，他们中的不少人由于文化素质不高、法律知识欠缺等原因，容易被雇主拖欠工资，甚至因工伤残却得不到赔偿。为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规定》将这类人员增列为司法救助的对象。（3）现在，我国的国企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人们最为敏感的产权改革已经拉开了序幕，在各地企业改制、重组过程中，侵犯职工（含小股东）合法权益的现象比较突出[3]，尤其是因企业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买断工龄），拖欠经济补偿金等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为此，《规定》将追索经济补偿金也列入了可申请司法救助的范围。（4）由于我国尚处于市场经济的初期，市场监管制度不够完善，加上地方保护主义、行业保护主义作祟，食品、药品、家电、农用机械等假冒伪劣产品充斥于市场，经常造成伤害事故，导致消费者中毒、致伤、致残、甚至死亡的纠纷案件增多，将此类案件列入司法救助的范围，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5）囿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原因，在现实生活中，无论农村还是城镇，一些群众虽然生活在“低保线”以上，但由于患有严重疾病，致使其本人及家庭陷入贫困。为切实保障这类人的合法权益，《规定》将他们也列入司法救助的范围。
虽然《规定》将司法救助的适用对象进行了扩大，但我们以为仍嫌不足，例如，《规定》将受助主体限定于自然人就不大合适，理由如下：首先，现代民法的基本理念之一是平等，平等包括不同主体之间的平等，而不论它们是自然人还是单位 。其次，在当前的民事诉讼实践中，无力负担诉讼费用的单位为数并不少，尤其是那些涉讼金额较大案件的单位当事人。再次，从域外立法来看，司法救助的受助主体均不限于自然人，比如，在日本，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法人、企业等团体组织如果有发不起工资等情况，也能作为诉讼救助的对象[4]。最后，在我国，其实已经存在对单位当事人进行司法救助的司法实践。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3月17日《关于的函》，就同意到2000年12月31日止，对海南的积压房地产案件减按50％收取案件受理费和申请执行费，而这类案件中的救助对象基本上都是商业银行等法人[5]。另外，当诉讼双方当事人的经济能力有较大差异，并且诉讼周期长，双方的攻击防御活动较为激烈时，此时，若是不对经济能力弱的一方进行救助，可能就会导致双方武器严重不平等，妨害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我们以为，这种情况下也应对经济能力弱的一方实行救助，也即，受助主体既包括绝对意义上的经济困难，也包括相对意义上的经济困难。
（二）司法救助的适用条件
关于司法救助适用的条件，各国多从“当事人权利主张的可能性”和“当事人的经济状况”两个方面予以限定，虽然在细节上会有一些差异。
1.当事人权利主张的可能性
关于当事人权利主张的可能性，旧《规定》将之规定为“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新规定对此却语焉不详。应当说，旧规定的规定是过于严苛了，因为决定是否给予当事人司法救助往往是在诉讼程序正式展开之前，这时通常申请者还未开始或完成证据的调查收集，故要求当事人此时就“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显然是不符合诉讼逻辑的。可能正是考虑到该规定的不合理，新规定就避开不谈。但笔者以为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若是法律法规不对其进行规定，就只能委之以法官的自由裁量了，而这显然并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事实上，许多国家的法律对此均有明确的规定。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82条第1款将当事人主张权利的可能性限定于“并非无胜诉希望”，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107条则要求申请救助的不能是“显无胜诉之望者”，较之以日本，台湾的条件显然更为宽松。根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4条的规定，只要申请人所要进行的权利伸张或权利防卫“是有希望得到结果的，并且不是轻率的”，即可通过申请而得到诉讼费用的救助。上述三国的规定中，我们以为，日本的做法较为可取，值得我国借鉴。
2.当事人的经济状况
在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所需符合的经济条件方面，《规定》第2条规定是“经济确有困难”，《规定》第4条规定：“当事人请求司法救助的，应在起诉或上诉时提交书面申请和足以证明其确有经济困难的证明材料；因生活困难或者追索基本生活费用申请司法救助的，应当提供本人及其家庭经济状况符合当地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规定的公民经济困难标准的证明。”由此可见，《规定》并没有直接规定一个明确具体的认定标准，这是与我国现阶段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状况相适应的。
关于当事人经济状况的判断标准，国外的法律也有明确的规定。例如，日本是以日本宪法第25条第1款所保障的“健康的最低限度的文化生活”，也即，要考虑诉讼救助申请人及其家庭的平均生活（国民的一般生活标准）。在日本的司法实务判例中，对“一般生活”具体收入的判断标准，是以标准劳动者家庭的平均收入为基础，通过各种统计资料计算出来的。对当事人经济状况的判断，原则上是以申请人本人的财产为标准，但在申请人为未成年人的场合，则完全可以采用以亲权人本人的财产来支付诉讼费用，然后双方再进行债务清算，或者也可以使用财产管理方法这一手段。另外，日本的法律还规定，不动产中的宅地及农业耕地，是本人及家庭维持生计的必要手段，因此这些财产不应作为判断当事人有无经济困难的标准[6]。
与日本的规定相比，我国的规定显然过于简单，难以在实践中操作，有待于在今后进一步完善，尤其应当注意保障当事人的基本人权，不应将基本生活、生产资料算入在内。
（三）司法救助费用的负担
新旧《规定》均没有对司法救助的费用由谁负担进行规定。但从理论上讲，在现代法治国家，当事人依法获得司法保护是一项宪法性权利，而保证经济确有困难者也能平等地利用司法程序在本质上是一种国家责任。因此，司法救助费用应当由政府财政支出，政府应当成立司法救助专项基金，而不应由实施救助的法院来承担，这种做法是现代各国的通例。例如，在日本，诉讼救助向来只有缓交的做法，而没有减、免的方式，是否实施救助对法院的讼费收入并没有任何减损。在德国，实施诉讼救助对诉讼费用可缓可减可免，所需费用也是由国家财政直接承担。在英美各国，虽然并不存在直接对应于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制度，但这些国家的政府通过提供巨额财政补贴的方式实际承担了法院在诉讼中所耗费的主要成本，当事人只需象征性地向法院交纳一些费用，因此，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主要是指律师费用，其法律援助也主要是针对律师费用的救助。
笔者以为，为避免法院因利益的自我相关而怠于实施司法救助，使司法救助制度有效地运转，发挥其作用，有必要由国家财政负担司法救助费用。但是，就我国目前的财力状况来说，要求国家向法院提供巨额的财政补贴并承担主要的诉讼费用是不现实的 。因此，应当充分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多方面筹集资金，以弥补司法救助的巨大资金缺口。比如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成立法律服务公司或者各类基金会，还可考虑为一定的弱势群体入残疾人等设立特定的资助项目[8]。


参考文献：
[1] 马勇霞.开展法律援助,共建和谐社会[Z].人民网,2005年,7月20日.
[2] 方流芳.民事诉讼收费考[J].中国社会科学,1999,(3).
[3] 崔之元.朗咸平风波,所有者掠夺与好的市场经济[J].读书,2004,11.
[4] 常怡.比较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499.
[5] 赵钢.关于完善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几个基本问题——以修订民事诉讼法为背景所进行的探讨[Z].第八届全国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年会论文,2004.
[6] 陶建国.日本民事诉讼费用救助制度之研究[J].河北法学,2005,(3).
[8] [美]丹尼尔S.马宁.美国法律援助制度简介[A].宫晓冰,杨勇.外国法律援助制度简介[C].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132－133.